書法主體和本源及生成機制
解釋書法浩若星辰的文章正在和已經使我們對書法的主體和本源的問題變得模糊,中國書法界的奇特現象是以某一個人或者某一個流派來評定書法史的,喪失了對中國書法的內存本質和規律的探索,從認識論和方法論的角度看,評價一個事物有經驗主義和實證主義兩種方法,經驗主義是以結果為評判的論據,實證主義是以研究事物的起源為評判的依據。中國書法基本上是經驗主義的方法論為評判標準的,比如“書法是怎樣寫出來的”這一重大命題,一般都是以分析某一個名家并擴至以名家為師的流派作品得出結論的,比如以分析王羲之及其對后世的影響喋喋不休地講述書法是如何如何這般這般。
書法是怎樣寫出來的?書法是靠人的手臂的動作寫出來的。這一命題聽起來幼稚可笑,但它卻是書法最本質的回答,書法和乒乓球一樣是靠肩關節、肘關節、腕關節、指關節的協調發力而完成的,這中間其中有物理因素,肌肉的拉動,化學的因素,血液、脈搏的跳動,心理的因素,大腦的指揮系統,這些因素的訓練構成書法的基本生成機制。從現代學的生理機制和心理機制來研究和探索書法的內在本質和規律,以樓蘭殘紙為例在漢和魏晉時期沒有高凳高椅,人們大都是席地而坐,面前放的是二三十厘米的桌子,寫字時左手持簡牘,放至膝蓋,右手伸直肩、肘、腕呈直線狀,寫字的姿勢和現在完全不同。由于手臂伸直的原因,力量可以直接抵達筆尖寫出的字具有力度,我們看魏晉殘紙其筆法高古流暢,厚重迅捷,讀樓蘭殘紙時還原一下寫字的姿勢,把自己帶進當時的語境中,體驗古人的寫作狀態,對認識書法的本源及生成機制具有重大意義,唐代以后的書寫姿勢是坐在高凳上手臂成為彎曲狀,不同的寫字姿勢會寫出不同的字,魏晉筆法首先要從寫字的姿勢去體驗,用唐以后并至今流行的寫字姿勢是很難達到魏晉境界的。書法的生成是一種物理現象,它必須要用物理運動的規律求得解釋,這不僅僅是書法的訓練方式問題,而是對書法形成的運動機制的探討問題。
大約在5000年前中東地區已經有楔形文字,文字史其實是一部人類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楔形文字最后消失了,變成了拼音文字,而比它晚許多世紀出現的中國象形文字卻存在下來,并成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人民所使用的文字。如前所述,準確找到文字生成起源,事實上是做不到的,中國的象形文字有兩種歷史痕跡可供考察。一種是古人類遺址,如大地灣遺址中刻在陶罐上的符號,另一種是中國易經的卦卜,卦卜從邏輯學的角度是二進制,和現代計算機的計算方式一樣,從圖形學角度它可能是中國文字最初的符號。易經的思維方式和卦卜圖形都與中國的文字有關,從這個意義上卦卜也是書法的雛形,從甲骨文、金石文、篆書、隸書一路走來到了漢魏晉時期,五體書法出現形成中國書法清晰的脈絡。書法分為形和神,形即圖形,神是風采。書法和天下所有的圖形一樣,是由點線和色塊所組成的,圖形是書法的基礎存在狀態,魏晉時期是書法的分水嶺,它之前的甲骨文和金石文是書法的初級階段,這兩種書體主要強調記事功能。篆書筆法單一的以方筆和無銳角書寫,字形繁復,早期的篆書具有強烈的象形意義,強調工整、對稱、平衡,隸書的筆法要復雜的多,但字結構大大簡化,從篆到隸字形由繁至簡,行書的出現使書法的字形變得多樣,線條的表現力更加豐富,字形和線條有了更強的節奏感,為什么在魏晉時期書法產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呢?我們追溯了書法生成的傳統淵源,內在動力以及傳承基因,假設第一個書寫行書的發明人注意到了圖形的存在、影響、人的本能需求和社會的認可等等的功能,形成圖像和人們彼此交流表達的認同,人們從圖像符號進而形成了公民的認同和社會的契約,經過強化熟練認同形成了書法圖形的規范和推廣。認知形成是書法存在的先決條件,從漢簡和魏晉殘紙看當時還有許多不同的書體,只不過沒有流傳下來。原因可能是這些書體難以書寫或者不符合當時人們的審美觀念。
現將漢晉時期的漢簡及石刻做個比較。
武威簡牘主要有禮儀簡、王杖十簡、醫藥簡。
“王杖十簡”簡長23.2-23.3厘米,寬約1厘米。簡文記東漢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幼伯受王杖事,錄有西漢本始二年(公元前72)和建始二年(公元前31)詔令。其內容記載明確,尊老養老、高年賜王杖的明確命令,和撫恤鰥寡孤獨殘疾人的具體法規。
醫藥簡牘計木簡78枚,每枚長23-23.4厘米,一類寬 0.5厘米,另一類寬1厘米;出土木牘14枚,每枚長22.7-23.9厘米,厚0.2-0.6厘米。簡牘內容涉及臨床醫學、藥物學、針灸學等。
禮儀簡共469枚27298字。這批漢簡絕大部分是木簡,每簡長約。5-56.5厘米,每簡有字60個左右,武威漢簡都是用漢隸寫成,筆法帶有篆箍文,是篆變隸初期字形。從中可知,在官方文書和日常文字中都已經使用便于書寫的隸書,隸書成為這一時期的流行書風。
《西峽頌》全名漢武都太守李翕功德記刻于甘肅成縣拋沙鎮的豐泉峽谷中。書寫于東漢建寧四年(公元171年)。該碑石刻寬340厘米,高220厘米,中間上方有篆刻四字“惠安西表”.正文陰刻隸書20行,行20字,共計有。385字,每字約10厘米見方。為了方便讀者現將釋文集錄?髴。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趨教,無對會之事,徼外來庭,面縛二千余人。
年谷屢登,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麥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云,下有不測之溪,陋窄促迫,才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隕墜之害,過者創楚,惴惴其傈。君踐其險,若涉淵水,嘆日:“《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為設備。今不圖之,為患無已。”敕衡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因常徭道徒,鉆燒破析,刻舀崔嵬,減高就埤,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無雍,行人歡誦,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日:
赫赫明后,柔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詠歌懿德。瑞降豐稔,民以貨殖。
威恩并隆,遠人賓服。鉆山浚讀,路以安直。繼禹之跡,亦世賴福。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正文的左側中部是參與修路的官吏姓名籍貫,計12人,12行142字(緊接正文末行最后二字):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門下掾下辨李雯,字子行,故從事。議曹掾、下辨李曼,字仲齊,故從事。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叔,故從事。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下辨道長、廣漢計邡任詩,字幼起。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
正文的右側刻有“五瑞圖”,每圖附有名稱: “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甘露降”和“承露人”.并另有兩行刻文: “君昔在澠池,修崤嵌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西峽頌》書寫者名仇靖,字體結構方宏整闊,樸拙靈動,筆法展拓曲雅和武威簡牘相比顯得典雅流暢了許多。
蔡邕《八分書》、《熹平石經》刻于漢靈帝熹平公元175年,《走馬樓簡牘》上有吳嘉禾元年(公元232年),以上例舉的這些漢隸與樓蘭殘紙(232-330年)年代相接,構成由隸變行,隸變楷的演變過程。
這一過程大約持續了300多年,也就是說從武威簡牘到樓蘭殘紙先后300年里,先有秦隸變漢隸,秦隸的筆法以方筆為主,轉折圓曲,將方和圓統一字形之中;漢隸則變圓曲為方直,變連筆為斷筆在行進中加入了曲線。蔡邕的《八分書》字體寬扁送筆平緩,魏晉在隸書的筆法加入改進,由均衡韻律變為輕重韻律,速度由勻速變為急緩交織變速,最初的隸書實為篆書的快寫,隸變行是快寫的結果,在行進中加強了筆法的運動感,值得注意的是在隸變行的筆法損失了古樸的趣意,行書實為破體的隸變。樓蘭殘紙豐富的筆法和書體始自《武威漢簡》(公元75年至公元300年間),書體發展的集大成者。
書法的主體是人,自魏晉起書法融入了人的情感,書法的人文精神成為書法區別于其他藝術的重要標志,靜態的書法蘊含著書者的情感,書者的精神狀態決定了書法的表現力,還沒有一種藝術形式能像書法那樣直接、微妙、精準地表現人的精神狀態。書法與人的微妙關系決定了書法難以捉摸的神秘感,王羲之酒醉書寫《蘭亭序》,酒醒后卻怎么也寫不出來。沒有一個書法家能夠寫出相同的一篇書法作品,書法的主體意識是人的主體意識的客觀反應,在中國書法史上探索書法本源的問題一直很糾結,從廣意上講書法的本源是文字本身,中國象形文字構成了書法的基本特征和表現形式,從甲骨文到五體書法事實上是書法本源分門別類的表現形式而已。對書者而言探索廣意的書法本源問題,沒有什么價值,任何人也不會在知道本源就能寫好書法,廣意書法本源的探討只是在研究書法的形成及其發展的規律,真正對書者有借鑒價值的是狹義的書法本源。狹義的書法本源是指具體的書法資源,書法資源一般是指現存的、可見的各種真跡、摹本,包括歷代書帖、碑刻以及考古發現的墨跡。在清代以前人們大多是通過臨摹書帖學習書法,清代興起尋碑熱,從荒郊野外、廟宇殿堂、魔崖石刻發現的碑文成為書者臨摹的書法資料。碑學和帖學成為人們學習書法家的唯一源泉,人們似乎從未想過是否還有另外的書法資源可供選擇。我從這個意義上提醒諸位關注和認識樓蘭殘紙的書法價值,樓蘭殘紙是繼碑帖書法之外近百年來發現的最重要、最偉大的書法資料,為了與碑帖書法相對應,暫且把它稱為樓蘭書法。
碑帖書法和樓蘭書法兩個概念是一分為二對待中國書法的科學態度,碑帖書法是名家書法,碑帖書法中繼承了歷代最好的書法,它們從筆法、章法、結體等方面都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每一個碑帖都是一座豐碑也是一座高山,令人肅然起敬、頂禮膜拜。碑帖書法是成熟的書法,相對而言樓蘭書法不像碑帖書法那樣嚴謹、成熟,也沒有什么名氣(很多學者把它歸結為民間書法,我有不同看法),甚至很多書者不知道它,正因如此樓蘭書法充滿了朝氣、生機,它沒有什么清規戒律也很少書章墨規,它是心無旁騖、無拘無束的產物,特別是它作為中國五體書法形成初期書法,展示著各種書體可能發展的趨勢,這種無限的可能性為我們提供了想象力,也知道了最初字體形成的雛形是多么的幼稚而又多么的充滿生機,它孩童般的拙雅、天真流露出的高古和厚重,頓純與飛揚,凝留與神逸是我們今天難以想象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樓蘭書法具有與碑帖書法同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臨摹價值。
今日書壇不是為書法的前景擔憂嗎?不是為風格雷同而感嘆嗎?不是為缺乏個性書法而耿耿于懷嗎?也許你能從樓蘭書法中找到答案,書法傳統的傳是指代代相傳的繼承精神,統是指找到更多的共同點創造出新的時代書風來?髴。書法傳承的特殊性在于:其一書者只能從臨摹前輩的作品中取法書藝,書法的創新其實是對前輩的絕對模仿,雖然表面上稱單純的模仿沒有出路,但你必須首先要模仿的惟妙惟肖,所謂入帖才能出帖就是這個意思。然后根據自己的生理特征(指手腕與肘臂的活動)和審美情趣有所創新,而且創新還要把自己的風格和時代書風相吻合,否則將一事無成。特別是當今書法不再具有實用功能純粹變為欣賞功能的時候,書法面臨這兩種選擇:要么死亡,要么創新。其二,書法史鄰代傳承及下一時代受上時代的延續影響,書法的傳承是微妙詭異的,往往有一種現象時代流行的書風并非最佳的書風,很多名家是在作古很長時間才被認識的。因為書法創作是要得到“社會勢力”認可的,當“社會勢力”受某個政治集團和利益集團控制時,他們的審美標準就將是書法的流行標準,這種被勢力左右的現象在歷史上屢見不鮮,它并非事物本身的價值和屬性,而是被人為強加并強行推行的。
當在幾百種流行千年的碑帖中突然出現了你從未見過的書法,并且是被稱之為中國書法最輝煌時期魏晉的書法,你會作何感想呢?驚喜,感嘆,惋惜,哀憐--不管何種心情總是要急于想知道。中國書法悲哀在于整個書法界言必稱魏晉,一提魏晉誠恐誠惶的樣子,而魏晉書法家卻是“被省略被遺忘的群體”?髴。除了那幾個大家誰能記得說出魏晉的其他書法家們?宏觀上的肯定,微觀上的否定--這就是中國人對待魏晉書法的經典態度。之所以出現這種尷尬,一方面是魏晉的書家們被張芝、鐘繇、王羲之名聲所累,幾個大家把眾多兄弟籠罩在高山的陰影之中。另一個原因是魏晉書法作品留下來的太少了,人們對魏晉書法“只知其名不知其實”,如前所述,樓蘭書法是近1700年來最偉大、最重要的發現,它是中國書法的另類,也是中國書法的本源之一,這樣評價樓蘭書法一點為不過。
樓蘭殘紙是介于碑學與帖學之間的書法,因此它既不屬于碑學也不屬于帖學,和碑帖書法相比,樓蘭書法是連接書法發展史的一個重要節點。綜觀中國書法的歷史就會發現,從甲骨文、金石文、篆文到隸書是一個階段,碑學主要是這一階段的書法成就。草書、行書、楷書是書法的另外一個階段,帖學是這一階段的集大成者,那么從碑學到帖學之間--即隸書向行、草、楷演變的階段是一個空白。樓蘭書法的重大意義在于它彌補了這一重大空白,它讓我們看到了書法演變的過程,并且是以真跡的形式保留下了當時演變的全部。
一、樓蘭書法數量多,共有700多件簡牘和殘紙,這700多件中有隸轉草,隸轉行,隸轉楷,草轉楷等多種字體。隸草相加,楷隸互變,其字形之豐富,變化之多端,超乎了想象之外。一個事物的起源和結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事物變化的過程,如果把隸書以前稱之為書法的起源,把行、草、楷字體形成稱為結果的話,那么樓蘭書法就是起源與結果中間的過程部分。研究事物由量變到質變,是認識事物的關鍵,研究事物演變的過程方能找出事物發展的規律。從哲學角度看碑帖書法表現的是書法的普遍性和統一性,解釋的是書法的一般發展規律,而樓蘭書法則表現的是書法的特殊性、變異性,解釋的是書法發展的多種形式和可能的走向。樓蘭書法事實上是魏晉流行的書風,只不過是后來政治需求和審美觀念,使這種書風沒有流傳下來。
二、一個時代的書風和生活一樣具有多樣性和多元性,魏晉時期社會生活的多元性和書法的多元性并存。碑帖書法是選擇保留的書法,樓蘭書法是沒有被時代選擇并被歷史遺忘的書法,這絲毫無損于樓蘭書法的輝煌。樓蘭書法存在并被挖掘出來成為書法的歷史遺存,它的存在表明魏晉書法是何等的豐富多彩,百家爭鳴。它的發現不僅僅是填補了空白,也接上了被中斷的連接并解釋出書法發展的多種可能性。
三、碑帖書法是靜止的。碑帖書法完美無缺,清規戒律捆死了書法發展的道路,如果完全拘泥于碑帖書法是很難將書法藝術繼續下去的。當中國書法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之列,書法必須向世界科學地證明它存在的輝煌和發展的輝煌,而事實上就目前中國書法的現狀是很難做到發展的輝煌的。就書體個人而言,碑帖書法在提供經典書風的同時,也扼殺了書法個性的再創造。樓蘭書法是動態的,樓蘭書法幼稚、憨真,不受條條框框的限制,是一個發展中的書法,只要我們回到1700年前的魏晉中,腦海中就會出現書法初期行、草、楷書的江湖局面,所有的字體都充滿春天般的生機,字形幾乎每天都在變化之中,在肯定與否定,在否定之否定中尋求并逼近著書法真理。各種風格誰也不說服了誰,大家都是平等的、公平的競爭環境,樓蘭書法留下來的每一行字都具有自己的個性,這恰恰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一種書法環境。
四、樓蘭書法開拓了書法的空間思維,我們在碑帖書法的牢籠中生活了太久,我們看到每一個書法作品時,總是把它和某一個名家聯系起來,每一個書者都要找一個歷史上的書法名家作為自己的祖師爺,我們對書法作品評價總是以符合那一個碑帖為標準的,這些無可厚非,但是它卻扼殺了書法創新。樓蘭書法對碑帖書法提出挑戰,它將顛覆中國書法繼承關系和評判標準,啟功先生在探討樓蘭書法時曾感慨萬千、激動不已,樓蘭書法和碑帖書法一樣是歷史遺存,是魏晉人親筆所為。它所表現的筆法風格和碑帖大相徑庭,如果不是發現有樓蘭,它可能被視為廢紙一般,在今天書界守成者眼里它什么都不是,但是它發乎于魏晉,生成于傳統,它來自于中國書法的源頭,就時間概念而言,樓蘭殘紙比二王書法早了100多年,樓蘭書法是和王羲之同根同源。樓蘭書法是王羲之的爺爺輩寫的東西,在書法資源上王羲之是在樓蘭書法的基礎上完成創作的,閱讀樓蘭簡牘殘紙如同和王羲之一樣,在同一個源泉中吸取書法營養。
五、關于行書形成之源。在武威簡牘、居延簡牘以及吳國簡牘中有了行書的雛形,而行書真正形成并成熟是在漢晉交界之際,樓蘭殘紙的重大貢獻在于行書,它讓我們領略了行書形成的過程,一種字體的形成一方面是歷史淵源,另一方面是時代背景,產生于漢晉之交的行書,是飛動的、昂揚向上的一群在樓蘭生活的人們,以飛揚的思維和靈動的筆墨表現了人的向往和希冀。他們博采眾長、獨辟蹊徑從多種字體中演變出理想的字體,它讓我們看到了在王羲之之前行書的風采。王羲之是偉大的書法家,它的書法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作個比喻說明問題,王羲之是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勇士,能夠登頂珠峰的100萬人中可能只有一個,如果都學王羲之去登珠峰絕大部分人會死在半道上。王羲之是從北坡登上珠峰的,那么南坡呢?書法是一門具有廣泛群眾意義的藝術,王羲之是在魏晉整個社會書法環境中的冒尖人物,我們不能學王羲之登珠峰,我們可以走進王羲之生活的時代和他一樣吸取同樣的書法營養,這個營養就是樓蘭書法。樓蘭書法提供了研究王羲之書法的依據,王羲之是成熟者,樓蘭殘紙是幼稚者。從幼稚到成熟是一個什么樣子呢?先看樓蘭殘紙與王羲之筆法的相似性,以上這幾個字很能說明問題。從樓蘭殘紙看書法的字體和筆法有多種發展的可能,在草書和隸書之間還有另外的字形存在,在隸和楷之間也有另外的字形存在,這些可能對書法是一種預期的“潛力股”.從樓蘭書法中可以變異出新的字體來,而且許多新的筆法包括持筆的姿勢都有新的發現。
六、樓蘭書法何以寂寞?從1901第一批樓蘭殘紙發現到現在已經過去了100多年,這中間有相繼發現了四批,其間有過很多介紹和評論,但大多集中在考古界,近年來一些博士、碩士寫了關于樓蘭書法的論文,日本人先后出版了樓蘭書法的專輯,我國學者以候燦先生為代表對樓蘭書法作了深入的研究,但是中國書法界對樓蘭殘紙的研究似乎并不熱心,很多書者不了解。當我在寫本書的時候一聽樓蘭殘紙,第一反應是“魏碑吧”?這份真正的書法遺存至今遭遇冷遇,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對樓蘭殘紙的傳播不夠,樓蘭殘紙只限于學術研究和個別愛好者的圈子,它的學術價值和使用價值還沒有被廣泛的傳播開來。二是樓蘭殘紙被貼上民間書法的標簽?髴,民間書法和名家書法一樣是中國傳統書法的兩大系統,很多歷史上的名家是從民間書法中吸取營養取其精華,棄其糟粕而獨創一派的。顏真卿是就從民間書法中感悟出許多書理,而成為繼王羲之之后的又一偉大書法家,但是在中國書界歷來把民間書法不視為書法,而加以貶低排斥,樓蘭書法被列入民間書法之列就很不被人當回事,況且民間書法的定義本身就不科學,比如許多魏碑是并不知名的人士所書的,《西峽頌》的書者仇靖沒有個人信息是一個典型的民間人士,而魏碑則被列為名家書法。正如格言所說:“人走的多了就變成路。”所謂名家也是相對的。況且樓蘭書法本來就不是民間書法,樓蘭書法中的李柏是西域長史,《晉書》中專門記載了李柏的生平事跡。三是樓蘭書法是繼碑帖書法之后的新的書法資源系統,是對傳統書法的挑戰和顛覆,當下書法既得利益者出于私利而有意壓制,這如同唐玄宗崇尚王體,罷黜百家一樣,樓蘭殘紙在那時的遭遇和現實一樣。如果樓蘭書法被接受(在信息時代誰也無法阻止資訊傳播),中國書法將產生新的評價標準,并為之而迎來一個嶄新的書法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