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牘是20世紀最驚人的發現，簡牘發現可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從1900年至1970年，主要是在我國新疆、甘肅、內蒙等西北地方的長城沿線邊塞烽燧遺址發掘所獲兩漢簡牘，內容多為守邊、屯戍之行政文書。這一時期在長江流域發現的簡牘資料非常稀少。第二階段從1971年起至當今，除西北邊塞、郵驛發掘的簡牘外，主要是長江流域的戰國秦漢墓葬中發現了大批簡牘。

    簡是指用竹和木切削成薄片，一般每簡寫一行，偶爾有兩行者，每簡可寫數十字或百字左右，簡編連在一起為冊，簡是中國書籍、也是中國書法的最早傳播體，牘是長方形的薄木片，又名方，書寫內容較少時，可以寫在牘上。在造紙術發明之前，簡牘是主要的書寫材料。甘肅是發現簡牘最多的省份，享有簡牘之鄉的美名。

    近百年來，在甘肅發現的簡牘約65000枚，占全國簡牘的六分之五，它們的時代約為戰國至西夏，內容有日書、詔書、法令，董文制度類和軍隊獎罰類，公文私信類，糧草、名籍、部類以及訴訟和雜技類，甘肅簡牘不僅數量巨大，時間跨度長，而且材質多樣，關于簡牘的規格，文獻記載有三種，漢尺二尺四，一寸二，八寸。甘肅發現的簡牘最長的達56.5厘米，最短者不足4厘米，寬度在0.7-2.5厘米間，書寫字體包括真、草、隸、篆各種字形，其中以隸書和章草最多。《儀禮》是先秦時期最重要的書籍經典作品，記錄了周代貴族婚、喪、祭、食、舍各種禮儀和道德規范，是貴族社會必修的教科書。

    《禮儀簡》出土于武威新華鄉漢墓區6號，共469枚，分為三冊，甲冊每簡書寫一行，約60字，乙冊百余字，丙冊20-60字不等，為一簡，分別由眾多書者抄寫，雖然書寫的水平和筆法風格各有不同，不乏素手之作，但總體上不失為書法的珍品，其文字形態字體扁平，蠶頭燕尾，有些勾畫，格外夸張。”武威醫簡“出土于武威旱灘坡。內容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疑難雜癥，武威醫簡為典型的漢隸風格。已具備成熟的隸書向行書轉換時的字體的雛形。

    懸泉漢代簡牘，1991年在甘肅懸泉置遺址出土，懸泉置遺址是漢代一個重要的驛站，負責為絲綢之路南來北往的人員提供住宿飲食和車馬服務，并負責中原與西域運輸的傳遞，記載了驛站車輛的配備，損壞，維修的情況。

    居延漢簡，是精品中的精品，”烽火品約“簡，1973年出土，該冊出土長38.5厘米，寬1.5厘米，質地為松木，據判斷，應為東漢初年所書，品約是指當時的烽火狼煙的傳遞方式以及規章制度和法令條令，簡牘記載的烽火種類有：蓬、表、積薪，分別代表不同的含義，如代表敵人，數量的多少，在什么地方進犯，是否掠奪財物等等。《永元器物薄》是一件由章草寫成的，有70多篇木簡編冊而成，主要記錄東漢中期漢和帝雍元年五年至永元七年，公元57-60年三年間居延官、軍隊，消耗物資的情況。

    敦煌簡牘、居延簡牘、武威簡牘、天水簡牘等大批漢簡出土，表明在秦漢、魏晉時期，西北書法有廣泛的用途和眾多書寫的人群，具有雄厚的社會基礎，在中國書法的轉折時期，西北的書法以其雄厚的實力和多元的書風，構成了中國書法史上一道靚麗的風景線。秦漢魏晉簡牘是這一時期中國書法的精髓所在，這一時期中國的書體正是由篆向隸轉變、篆隸真草行書形成的時期。簡牘提供了書體從生成、轉變、成熟的全過程，從而看出書體的發展是縱橫兩個方向發展。西北漢簡中有明確記錄漢簡的是天漢三年（公元前98年）、征和五年間（公元前88年）、始元二年間（公元88年），這些簡牘為研究中國書法演變提供了可靠的資料。一、篆書向隸書的轉變并非由隸而楷，由楷而行草，在秦代，篆書和秦隸同時使用，漢初隸書和行書、草書兼備；二、西漢晚期，漢隸已向分書演變。武威醫簡用筆多為隸書帶章草的韻味，又有明顯的波勢和挑法；三、字體奇異多變，縱橫奔放、雄宏厚重、格調高古；四、行書的形成，作為介于隸書和楷書之間的書體，行書行筆無拘無束，速度快捷。行書的形成應在隸書和章草的過渡之間；五、用筆多為雄厚粗獷的方筆，給人一種氣勢雄壯、瀟灑率意的快感。浩瀚的西北漢簡藝術墨寶，讓我們感知到書法演變的歷史軌跡，同時，也領略到簡牘書體獨有的書道和書法境界。據《中國書法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