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額遺產稅制度使財富的縱向傳承很難實現。中國社會遺產稅的法律一旦正式頒布，我相信全國人民都會拍手稱快，但各路首富、二富可能就沒精打采不想干活了。所以目前很多中國人把財富轉移到低稅的地方，像新加坡等國家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等地區，它們的綜合稅率大概是10%或11%。但如果你轉移的方式方法不對，不僅轉不過去，甚至還要坐牢。資產轉移到境外，操作不好就違法，中國現在的法律是堵，中間會有風險。另外，比如你把財產轉到美國，美國遺產稅是50%，比中國執法、稅務還嚴，而且它在全球征稅，就算以后你在中國炸個油餅，都得在美國交稅。新加坡不是全球征稅，最近新加坡大選，其中辯論得最激烈的話題就是新移民給他們社會帶來的挑戰。臺灣聲稱全球征稅，但因為它是一個地區，并不是一個主權國家，所以實際上沒法實現。
 

     除了稅收，目前財富繼承人也是個很大的問題。現在民營企業家最大的挑戰就是老婆有限，孩子更少，如果孩子再沒教育好，那傳承百分之百有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覺得使用信托的方法比較好，把財產做個信托，通過專業團隊來管理，使子女變成受益人，但不成為經營者。這樣就可以把家族財產交給專業人士來管，掙的錢專業人士拿一部分，即所謂的管理費；受益人拿一部分，這樣可防止辛苦創下的家業被不爭氣的孩子糟蹋掉，從而規避風險。通過信托，比如可將受益人分成三份，孩子拿一份，公益基金拿一份，另外一份給家族其他人。這種方式在西方很流行，最后子女餓不死但也富不了，他永遠能有一份比工資略多點的收入，但想創業他還得再折騰。
 

     富人的財產早晚是大家的，如果都是這種制度，富人掙再多的錢，窮人也無所謂，反正你最后信托給公益基金，你的后代也就拿著比我工資略高一點的收入。這是要靠時間的，給富人點時間，等到臨死之前他總得琢磨這事情，他一琢磨，發現可用的就這套制度，也沒別的可選。比如巴菲特，我不認為他在道德上會比我們更高尚，如果將財富全留給后代，他要交遺產稅，那他所持的股票就要全部賣掉，公司立即不值錢。他只有將財富交給比爾·蓋茨，比爾·蓋茨是最會掙錢的人，這樣他死后第一省了稅，第二公司股價不會往下跌，他的財產不會縮水。這是制度安排，不是道德安排，如果是道德情操的話，為什么早幾年不想這事，老了快死了才想這事？希望中國未來也這樣，把制度設計好，那些有錢人老了快死的時候，他自然會采用這套制度。
 

     按制度操作之后，有專業團隊幫著管理財富，后代不至于餓死就行。這樣的話，富人的財富等于是社會財富，富人只是辛苦而已，證明了你很能干，滿足了虛榮心，但并不證明你的后代能有多少福氣。比如說巴菲特，財產如果不捐，股價維持不住，后代能不能交得起遺產稅都不知道，所以按美國的制度，他不捐不行。我可以舉個例子，陳逸飛去世后，他兒子跟后媽打官司，后來在底下怎么調解的？很簡單，一打官司，這事在美國吵嚷起來，人們發現這人死了，稅務局馬上開始收遺產稅；在稅務局沒弄清之前，需要先押一筆錢，打完官司再說。這樣里外一算，再加上訴訟費、律師費，沒準還賠錢。倆人一看不行，不如在中國和解。美國就是這樣一種制度。
 

     傳承實際上包括四方面的內容，財富的傳承、制度的傳承、人的傳承、價值觀的傳承。究竟要傳承什么？其實這個屬于價值觀和體制的范疇。就像美國和中國封建社會的傳承內容截然不同，封建社會只傳承給人，結果老出事；華盛頓就傳價值觀，至于總統是什么人無所謂，結果這個價值觀一直傳到現在。
 

     第二，再來看公司治理。財產從第一代往第二代傳時，在公司治理方面也有很大風險。因為很多民營企業的制度、治理不像上市公司那么先進、透明，多數比較傳統，大部分民營企業的決策模型、內部治理結構和決策環境都偏向大比例私人股權、集權或家長制。這對公司財產的安全性不好，它和透明、有制約、相對分權的治理模型在決策上成功的概率是不一樣的。假定你的治理結構完全私人化，私人占50%以上的股份，屬于集權決策模型，如果正確的決策按100分滿分算的話，那他經常會作出從負90分到正90分的決策，太跳躍，很不穩定，正確的概率不高。比如真功夫集團創始人因為夫妻吵架上法庭影響到公司決策，還有些大老板拿公司資金去行賄被抓等。這就是因為公司是你的，你怎么做決定都沒人能攔你。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