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加索如果生在中國，肯定是個書法家。

    這事無法假設，但這句話則是畢加索親口說的，他在看到中國書法后感慨地說：“如果我生在中國，不會是位畫家，但肯定是位書法家。”

    這句話傳遞出意味深長的信息，說明藝術沒有國界，是相通的，書法的抽象性、寫意性是“世界語言”,具有超越具體文字實用性的功能，能夠讓不認識漢字的藝術家感受到其中的藝術美感，感受到難以言說的神韻。

    畢加索這個觀點并非信口開河，更非客套，他曾在幾個不同場合表達過相同的意思。20世紀50年代中期，當畢加索在海邊見到一位中國朋友在沙灘上寫中國字時，他被那奇妙組合成漢文字的抽象線條所吸引，他說：“如果我生在中國，我想我將成為一位書法家而不是畫家，我希望去寫我的畫。”他還說：“藝術都是共通的，如果你用文字寫一幅畫，你也可以去畫一首詩。”此后，他的寓所中掛起了書法作品，表明他對東方抽象線條藝術的心悅誠服。

    1956年，張大千拜訪畢加索。見面后，畢加索搬出一捆畫，讓張大千欣賞，張大千發現全部是畢加索臨摹齊白石的畫。畢加索說，“談到藝術，第一是你們的藝術，你們中國的藝術……”“我最不懂的，就是你們中國人為什么要跑到巴黎來學藝術？”

    1956年，中國文藝代表團訪問法國，拜訪畢加索，張仃隨團同往，畢加索也讓大家看他的“中國畫”,并說過類似的話。此后畢加索創作了石版畫《斗牛》系列，創作了《沙灘上的男人與女人》等一批作品，從線條的運用，留白的運用等表現手法看，受到中國書法的影響還是很大的。他對中國書畫線條的精髓，有他獨特的理解和借鑒辦法。其實，不單單畢加索，康定斯基、米羅、米修等不少西方現代藝術家都在其言論或作品中表達過對中國書法藝術的推崇，可以看出受到影響的痕跡。這一現象充分說明了“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中國的書法線條對繪畫的影響，特別是對西方藝術的影響，可能我們還沒有引起充分重視。

    常玉的例子也很能說明問題，他是中國最早留學法國的藝術家，他從小跟隨四川書法大家趙熙學習書法，打下了堅實的筆墨線條功夫。這為常玉以“毛筆水墨”勾勒西方裸體素描的獨創性手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他在繪畫里明顯傳承了中國美學的精神和文人情懷，他雖然身在異國，沒有再回來，但他的藝術成就與書法是密不可分的。

    而反觀當今中國的書法界，包括國畫界，卻有些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的“國粹”藝術，對西方的一些藝術樣式、藝術風格則不加辨別，奉為圭臬。甚至一些國畫家，也不重視書法訓練，題跋捉襟見肘，更遑論以書入畫了。

    另一個偏向是，為了“走出國門”,與“世界接軌”,將傳統書法“改造”成所謂“當代藝術”,以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孰料這樣的迎合，只能自降身價，也讓別人不理解。傳統的書法，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本，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不能迷失。反過來說，什么時候我們不妨運用書法藝術去影響西方藝術，當中國的經濟實力和文化影響力真正非常強大時，這種可能性或許就將變成現實，當然，這將是另一篇文章的話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