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臨武，瓜農鄧正加的人生已然謝幕，盡管是以“突然倒地死亡”的姿態，那么突然地離開。死者長已矣，7月17日身亡，18日尸檢，19日便已下葬，因為“遲下葬一天賠付少10萬”(據央視網報道)。與此同時，臨武縣政府有關方面給予死者家屬的89.7萬元賠償，也在第一時間到位。涉案城管被刑拘，城管局長等人被免職接受調查。
　　
　　幾天時間，一起引來舉國關注的公共事件，或將又面臨圍觀的退潮。但就在看起來地方政府追責(甚至是追刑責)的舉措正在進行時，另一方面的情勢卻是，收到賠償金的家屬開始選擇沉默，當地村民也“已收到指令，不準再多談”。兩相比照，又似乎并不那么合拍。瓜農鄧正加與城管爭執后“突然倒地死亡”事件，案情真相如何，值得也必須要進行繼續的追問。
　　
　　按照目前的遺體檢驗情況，死者頭部、軀干、四肢等部位有軟組織擦挫傷，左前額部、左顳頂部、枕部頭皮下血腫，顱內有廣泛性蛛網膜下腔出血。而涉案城管被以故意傷害犯罪刑拘，也從一個側面表明，此前臨武官方所謂瓜農“突然倒地死亡”的說法并不客觀。央視采訪多位目擊者，“城管確實在打人”被得到證實，而且是多位城管“用拳頭和腳打”，但事發現場監控錄像至今沒有公布。
　　
　　如果說對上述情況的處理，在社會各界的圍觀之下，臨武方面有基本的回應和處理，那么還有一些極其惡劣的細節，目前尚未有明確說法。比如搶尸體，臨武官方到現在依然強調這是“協助家屬轉移尸體”，卻并不解釋這一所謂經過雙方合意的協助行為，為何會動用數百名防暴警察？《新京報》等媒體援引現場人士說法，“警察先沖過來，手持警棍和盾牌，對現場圍觀者一頓暴打，傷者包括老人和小孩”，“砸碎冰棺搶走尸體，揮舞警棍追打家屬和圍觀群眾”，不少當日凌晨的現場圖片可以用“頭破血流”甚至是血腥來形容。在此之外，還有媒體記者在現場采訪時遭遇警察暴力對待，機器被砸、人被打傷，以死威脅。
　　
　　這一場深夜搶尸戰、打記者風波，顯然不是“爭執”、“肢體沖突”可以解釋，如此多警力也不是城管就可以動用，曾到現場談判(后談崩)的臨武縣主要領導，是否應當為隨后因幾輪“搶尸”而引發的沖突升級承擔責任？往小里說，那些被打傷的群眾，其醫療救治費用誰來承擔，是否會被秋后算賬；往大里說，不當濫用警力，對群眾、媒體暴力相向的責任又該誰承擔？再進一步追問，那些讓死者家屬拿錢閉嘴，威脅村民“不準談”的力量，究竟是誰，究竟基于怎樣的邏輯，他們是否真的已經反省并認識到己方的錯誤所在？
　　
　　如果說瓜農鄧正加的“突然倒地死亡”是此次事件的第一重危機，則之后的搶尸體、打記者事件，則是讓事件進一步升級的最主要誘因。而今，對事件的處理、問責僅僅圍繞“城管打瓜農致死”這一初始的情節展開，動用防暴警察讓新沖突上演、讓個案矛盾激化的相關責任，卻被低調冷處理，這顯然并非完整、有誠意的善后。
　　
　　公共事件的當事人，在事件后期有怎樣的選擇，外界無權強迫，但如果是一種基于恐懼、被威脅而生的緘默，卻值得人們關注。“活著的人，以后還要繼續在那里生活”，類似說法的背景在于，作惡者并未真正被追究責任，依然對死者家屬、目擊者構成威脅。更嚴重的是，基于個案的討論始終無法進入制度反省的層面，被免職的官員“避風頭”之后還會復出，下令搶尸、打記者的官員甚至都不會有起碼的問責，這只會是殘缺、被勾兌過的真相與追責，且會令慘劇重復發生，矛盾積蓄并再次潛行于社會肌理中。就在日前，哈爾濱的大街上，又是城管打攤販打到頭破血流，記者采訪被圍毆。據說，涉事局長做了檢查。
　　
　　瓜農鄧正加，曾癡迷賭博欠下外債，后浪子回頭，安分守己，成了勞模、農業科技示范戶。這個原本令人動容的勵志故事，因7月17日的那場沖突而中斷。事發當天，一般都是賣完瓜才去吃早餐的鄧正加，離開人世時可能還餓著肚子，人間慘象，莫過于此。除了幾個在一線動手的城管，還有誰該為此負責呢？
　　
　　 (責任編輯：鑫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