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是個小城，開車從市中心出發，10分鐘就出了城。道路兩邊整齊的行道樹，很快被“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的景象取代。
盡管已是旺季，但游客并不多，車也少，出城的路上，幾輛載有乘客的大巴格外顯眼。這是前往敦煌研究院的通勤車，研究院緊挨著莫高窟，距離市區25公里。
空中鳥瞰，沙丘，戈壁，遠處的三危山蒼涼靜默。一條狹長蜿蜒的綠洲，古老的石窟隱隱若現。我們向工作人員請教時得知，綠洲中的樹木，很多都是在莫高窟工作的老先生種下的。
“一代又一代，才有了莫高窟今天的繁蔭。”
4月19日，王嬌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記錄。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我為莫高窟“修史”
王嬌是敦煌人，2014年從中山大學考古學專業研究生畢業，2015年進入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7年來一直從事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工作。簡單說，就是給莫高窟“修史”。
王嬌還記得，高考填報志愿，沒什么想法，剛好在電視上看到樊錦詩院長的采訪，字幕打出來，樊院長學的是考古學專業，父親在一旁試探著問，要不你也學考古？二人一拍即合。
畢業找工作，回敦煌成了自然而然的選擇。樊院長的影響，家鄉的熟悉感，導師的引薦，對王嬌來說，研究院的工作氛圍和學校幾乎沒什么區別，“環境很簡單，大家都一門心思做學問，不懂就問，到處都是老師。”
喜歡并不意味著輕松。
20世紀以來，“敦煌學”研究成果豐碩，各種相關出版物層出不窮，但一直缺少一部權威、翔實、成體系的科學檔案資料。
敦煌石窟考古報告的編寫，旨在填補這一空白，滿足國內外學者和學術機構對敦煌石窟資料的需求，推動石窟文化遺產研究，促進敦煌石窟的永久保存、保護、研究和弘揚。
4月19日，王嬌在辦公室整理文字資料。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一部大部頭作品，背后的辛苦可想而知。王嬌作為考古報告工作團隊一員，參與編寫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9窟考古報告》，總計30余萬字，已歷時十余年。
而根據《敦煌石窟全集》編輯出版計劃，這樣的考古報告要做100卷。
“一個遺跡現象，要反復去洞窟觀察核實，比如對游客來說是千篇一律的千佛，我們要一個一個去觀察，每個細節都可能蘊含著重要的歷史信息。”
從洞窟回來，緊接著就是大量的案頭工作。考古報告是一項需要多部門、多學科合作的團隊工作，翔實的文字記錄、嚴謹的測繪圖、全面的攝影圖版、科學的分析報告缺一不可。
王嬌最大的壓力還不在工作本身。老一代莫高人逐漸從一線退下，年輕一代急需頂上去。“考古報告以后要交給你了。”樊院長的話一直掛在王嬌心上。
《敦煌石窟全集》第三卷、第四卷的撰寫工作已經開始籌備，參與者大多是90后、95后，王嬌感到肩上的擔子很重，“老一輩研究者的接力棒，必須得接住”。
壓力雖大，卻也充滿干勁。
有一次，王嬌在做洞窟記錄時發現，莫高窟第259窟兩壁上部的闕形龕里都有孔洞，為了搞明白這些孔洞的作用，王嬌從保衛處借來鑰匙，把莫高窟有闕形龕的十來個洞窟挨個看了個遍，回辦公室后立刻調取查閱相關文獻資料，連著熬了四個晚上，經過仔細對比和梳理，分析出莫高窟第259窟闕形龕的制作流程。
4月19日，王嬌在莫高窟第259窟做洞窟記錄。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和樊院長討論后，補充進了考古報告。”王嬌說，“特別高興，疲憊感一下就沒了。”
對王嬌和她的同事們來說，在洞窟中發現從未被發現的細節和信息，經過整理介紹給更多的研究者，是他們最開心也最有成就感的事。
“大家志同道合，老前輩的言傳身教讓我們獲益匪淺，新來的年輕人膽子大、有想法、敢質疑。”王嬌說，研究院也為他們提供了廣闊平臺，這些年她和同事一起，參與眾多國內外石窟考察，去高校交流授課，生活忙碌充實。
王嬌的辦公桌上，有本2011年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報告》，兩分冊8開780頁，密密麻麻做滿了筆記。“出版敦煌石窟考古報告是老一輩考古人的殷切期盼，也經歷了老一輩莫高窟人的多次嘗試和實踐，如今終于實現，我們不僅感到自豪，更為能參與其中而榮幸。”
“我一直記得樊院長說的，擇一事，終一生。”王嬌說，“考古報告就是我一生的事業。”
4月19日，楊金禮在莫高窟第231窟修復出現病害的壁畫。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杜哲宇攝
我在莫高窟“面壁”
第一次見到楊金禮，是在莫高窟第231窟——這是一個中唐時期開鑿的洞窟，距今已超過1200年。雖然洞窟外氣溫已經超過30攝氏度，但在窟內還要穿上厚厚的外套和護膝。
楊金禮坐在小板凳上，面向南壁，正對一幅經變畫。他專心致志地盯著壁畫，半天都沒動一下，從我們的角度看過去，想到了小說《三體》里的“面壁者”。
只不過楊金禮的任務不是制定戰略計劃，作為敦煌研究院文物保護技術服務中心的壁畫修復工作者，他考慮的，是如何對出現病害的壁畫進行修復。除塵，粘結，回貼……一套流程多個步驟，環環相扣，哪個步驟都不能出錯。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楊金禮在修復出現病害的壁畫。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杜哲宇攝
由于年代久遠，壁畫會產生許多病害，包括起甲、空鼓、酥堿、微生物污染等等，如果不及時修復，就會有損毀消失的危險。
“比如起甲壁畫，顏料層起翹后會自然脫落，如果不用專業技術手段干預，壁畫一點一點地脫落，很快就不復存在。”楊金禮和同事的工作，就是幫助壁畫對抗時間的流逝。
1987年出生的楊金禮，19歲就來到莫高窟，剛來那幾年，師父從不讓他碰壁畫。“每天就是和泥、剪麥草、打雜，干了整整兩年。”楊金禮覺得無聊，堅持不下去，但看到別人修復完成的壁畫又心癢癢，“天天想，啥時候才能輪到我”。
兩年過去，師父把楊金禮叫到身邊，決定帶他一起修復，“對待壁畫一定要認真，要像對待自己孩子一樣。”十幾年之后，楊金禮依然牢牢記得這句話。
獨立上手后，楊金禮開始體會到師父的良苦用心。“干這一行，真得磨性子，心要沉得下，屁股要坐得住。”楊金禮說，莫高窟的壁畫修復每年從3月開始，一直到10月，一個中等大小的石窟，一個修復團隊需要兩三年才能完成修復。
窟內陰冷，陽光照不進來，面對一面墻壁，一坐就是一天，“很多老同事都有關節炎”。壁畫本不易保存，歷經千年更加脆弱，一個失誤就有可能對壁畫造成不可逆的傷害。“精神要集中，只想兩件事，手上的工具和眼前的壁畫。”楊金禮說。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231窟，楊金禮在修復出現病害的壁畫。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杜哲宇攝
一面墻壁，一個工具箱，兩層置物架上，大大小小幾十件工具一字鋪開。“現在條件好多了，以前很多工具都得自己做，想用木刀，得自己去找木頭，自己磨刀。”楊金禮說，“腳手架沒有鋼做的，都是木頭，爬上去搖搖晃晃，腿抖。”
提升的不僅是工作條件，“現在的修復，”楊金禮反復說，“是站在前輩的肩膀上。”
20世紀70年代是敦煌研究院自主修復壁畫的起點，也是莫高窟的“搶救性保護期”。眾多莫高窟工作者克服物質材料的極度匱乏，在缺乏成熟技術和理論的背景下，在黑暗中摸索，逐漸總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保護修復流程。
莫高窟的保護修復經驗，填補了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也被運用于眾多石窟寺的保護修復工作。這些年，楊金禮和同事們一起，參與了西藏布達拉宮、日喀則夏魯寺、山西云岡石窟等一系列寺院石窟的修復工作。
如今，莫高窟已由“搶救性保護”向“預防性保護”發展，建立了我國文物保護領域首個國家工程技術中心，保護更講求精準，也更注重背后機理的探尋。
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如果沒有前輩們吃的苦，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環境。”楊金禮感嘆。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也加入了修復師的團隊，“有學美術的、學化學的，專業不同，對壁畫修復的關注點就不同。”看著他們，楊金禮總能想到自己剛來莫高窟時的樣子，他會提醒自己，“要做好承前啟后的工作，幫助年輕人盡快上手，也不辜負老一輩的辛苦。”
4月19日，劉小同在莫高窟第172窟比照臨摹壁畫的細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我替莫高窟“畫像”
劉小同來到莫高窟，成為一名臨摹師，用他的話說，“合適”。
2014年從天津美術學院畢業后，劉小同也糾結過職業選擇。高三就到北京學美術，平時在學校，假期在宋莊。“大城市的藝術圈，新生事物多，視覺沖擊力大，對年輕人吸引力自然大。”
那里有更廣的圈子，更多的展覽和畫室，更好的工作機會……“列優點確實能列不少。”
但劉小同有自己的思考，“快節奏雖然沖擊力強，但沉淀不下來，容易浮躁，尤其對年輕人。”很長一段時間，劉小同感到自己靜不下心，也做不出想要的創作。
左思右想，不破不立。
2014年底，劉小同背上畫板和行囊，買了張北京到敦煌的硬座車票，坐了二十幾個小時，來到了莫高窟。
“靜”是劉小同對莫高窟的第一印象，和之前的“躁”形成了鮮明對比。戈壁灘上的時間好像慢了下來，這樣的節奏，除了畫畫，“心無雜念”。
4月18日，劉小同在畫室內臨摹作畫。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作為壁畫保存保護的重要手段，臨摹分為客觀臨摹、整理臨摹、復原臨摹。即使在數字化技術不斷更新的今天，臨摹依然具有它的不可替代性。
“每一個洞窟，每一幅壁畫都不一樣，大到風格構圖，小到彈線暈染，都不盡相同。”劉小同說，數字化技術只能作為輔助手段，尤其對于一些有損毀的壁畫，想要恢復，只能靠臨摹師長年累月的經驗積累。
劉小同一直記得老院長段文杰的一句話，“沒有十年，進不了莫高窟的世界。”
這句話沒有嚇到他，反而對上了他的胃口。順利入職研究院后，畫室變成了家，安個折疊床，置辦個冰箱，了卻后顧之憂，一頭扎進了莫高窟的世界。
“下午吃完飯開始畫，畫到凌晨三四點，一個星期不回家是常有的事。”以前苦苦不得求的狀態，如今在莫高窟終于實現。
除了踏實和滿足，莫高窟還帶給了劉小同自信。
2017年去意大利參展，碰上了許久不見的老同學，聊了很多，朋友說，他開口閉口全是莫高窟，想問他點別的問題，他也總能拐回到莫高窟。劉小同突然發現，“自己不再是學校里那個只關心自己內心感受的學生了”。
“莫高窟讓我變得成熟，也變得自信。”劉小同說，“這種自信讓內心強大，更堅定自己做的事。”
斑駁的色彩、交織的線條、深邃的筆觸，厚重的歷史被娓娓道來。耳濡目染，朝夕相處，少年的迷茫與糾結也慢慢平息散去。
在莫高窟，劉小同還遇到了愛情。
劉小同的愛人也是臨摹師，兩人共用一個畫室，每天一起畫畫，一起去洞窟。“我們有一樣的藝術觀點，喜歡一樣的生活方式，連聽的音樂都是一種類型。”劉小同說。
既是相濡以沫的愛人，又是互相幫扶的同事。“每天聊的都是壁畫，工作和生活沒有明顯的界限。”
4月19日，在莫高窟第172窟，劉小同在比照臨摹壁畫的細節。新華每日電訊記者陳斌攝
走進古人的世界，揣摩古人的用意，真實完整地恢復壁畫原貌，是一代代莫高窟美術工作者孜孜不倦的追求目標。如今劉小同正和同事們一起，致力完成莫高窟第172窟的整窟復原臨摹，這項工作從2017年開始，預計到2023年結束。
結束采訪，我們和劉小同一起走在莫高窟窟前，九層樓風鈴聲幽幽，劉小同指向一片楊樹林，“據說這是常書鴻先生栽下的。”
作為敦煌研究院前身“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創建者，常書鴻先生守護敦煌五十余載，被稱為“敦煌守護神”，去世后安葬于莫高窟對面的三危山下，同樣被安葬于此的，還有其他二十多位為莫高窟奉獻一生的前輩。
一代代人來到這里，留在這里，最后離不開這里。（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杜哲宇、陳斌、劉金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