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探討研究古代書法？我借唐太宗在魏征去世時說的話來回答：“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

　　

　　——題記

　　

　　一、甘肅古代書法概說

　　

　　我們站在書法史的角度，來數一數甘肅書法的“家珍”。

　　

　　在中國書法史上，從上古時期（殷商至秦代）的后半葉到中古時期（西漢至明代）的前半葉，即從戰國到北宋長達11個世紀的時期里，甘肅始終扮演著領舞的角色，產生過輝煌的成就和十分重要的影響。

　　

　　〖這里說明一下，關于上古和中古的時期劃分，有兩種說法：

　　

　　第一種說法是根據目前最高史學權威《中國通史》（白壽彝總主編，22卷本），上古和中古史的劃分是以秦皇朝為界的，即先秦史就是上古史。中古就是秦皇朝直至1840年以前的滿清皇朝。

　　

　　第二種說法，即采用歐洲歷史的學說，世界上古史是世界范圍內的原始社會與奴隸制社會發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而歐洲的奴隸制衰亡是以公元476年為標志的。故此，公元476年之前是上古史，之后是中古史。由于我國對上古、中古的劃分尚有很大的分歧，主要是奴隸制和封建制的劃分問題，即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最后確定。〗

　　

　　史前甘肅，不僅是華夏文明和中國文化的主要發祥地之一，也是漢字及書法的主要發祥地之一。悠久的歷史，厚重的文化，孕育了漢字及書法的胚胎，早于西安半坡陶文千余年、繼河南《舞陽龜甲刻符》之后的仰韶文化晚期的秦安大地灣遺址彩陶刻劃符號，不但是中國原始文化的直接標志，而且是“先文字”和“書法始祖”的有力佐證，顯示了甘肅先民的偉大智慧和文化創造力。

　　

　　夏商時期，是書法產生、形成的濫觴時期。甘肅盡管未發現有如河南、陜西等地那樣規模的甲骨卜書，但從1978年出土于慶陽野林村的國內惟一所見的一件商代玉銘（系青白色禮儀玉器，長38.9厘米，寬8.5厘米，重346克，現藏慶陽博物館。玉戈援部后端闌前縱刻“作冊吾”三字。作冊，官名，相當于史官；吾，私名。作冊的任務是將宮廷的大事件記錄下來，寫在典冊內。此玉戈當是商王賜予史官的賞物，史官吾刻銘以作紀念）《作冊吾玉戈》（圖1）
 

　　

　　圖1商代作冊吾玉戈銘

　　

　　和不少西周青銅器銘等來看，也證明書法產生、形成階段留在甘肅的多種蹤跡。

　　

　　兩周時期，甘肅書法在整個書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從慶陽出土的《穆公簋蓋》（圖
 

　　

　　圖2西周穆公簋蓋銘

　　

　　《不其簋》（圖3）
 

　　

　　圖3西周不其簋銘

　　

　　《西周銅鼎》（圖4）
 

　　

　　圖4西周銅鼎銘

　　

　　《中生父銅鬲》（圖5）

　　

　　圖5西周中生父銅鬲

　　

　　天水出土的8枚西周象牙骨牌刻辭，禮縣出土的被馬衡認為“是印刷術中活字印刷的鼻祖”和學界公認“兩周時期三大籀文代表作”之一的《秦公簋》（圖6）
 

　　

　　圖6春秋秦公簋

　　

　　（其他兩件為陜西寶雞出土的《虢季子白盤》《石鼓銘》）以及靈臺西周墓出土的一批青銅器銘；中國書法發展史上宣告古隸書體形成并成為新的母體的戰國·秦《天水日書簡》（圖7；此處要簡要地講一下書體演變情況，見圖8）,
 

　　

　　圖7戰國·秦天水日書簡
 

　　

 

　　圖8書體字體源流圖

　　

　　以及《秦公銅鼎》《梁邑布銘》《戰國蟻鼻錢銘》等，都充分說明甘肅的書法地位十分顯赫。

　　

　　秦代是上古與中古的分水嶺。秦代雖短，卻是文字統一、書法整合的重要階段。天水、定西和鎮原等地出土的《家馬鼎》《秦權》《詔版》（圖9；詔版即秦
 

　　

　　圖9秦代詔版

　　

　　統一度量衡向全國頒發的詔書（亦稱令詔）銅版。在量、權、詔版上直接鑿刻的詔書銘，就是秦詔書法。定西和鎮原先后出土的《秦詔銘》內容相同，字形長方，大小、正斜、疏密不拘，雖為急就鑿刻，但書體風格基本一致，刀筆剛直靈動，率意質樸，展現出天真爛漫的線條美感和自然、勁拙的書法特色。詔版銘文在秦小篆作品中是富有書法意味的生動佳構）等，銘文顯示的天真爛漫的線條美感和質樸生動的書法特色，說明，它們在秦代書法以至包括先秦的書法中，都可謂最具書法意味的作品。

　　

　　甘肅書法在兩漢的四百年里，以其絕對優勢領先于全國。除十多件堪稱“中國之最”（最早的紙上書法，圖10）
 

　　

　　圖10東漢古紙墨跡“待書來”

　　

　　的古紙墨跡外，數以萬計的“甘肅漢簡”所反映的小篆、古隸、分書（漢隸）、草、行、楷以及各種在變中的過渡書體，創造了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書體演變和形成的無比輝煌；經過1840多年至今完好保存于成縣的《西狹頌》摩崖刻石等，在中國書法史上傳唱了一首永恒的組歌。其他還有《新莽衡桿銘》等等。甘肅的兩漢書法“已成為古代書法的海洋”。同時，產生了張芝、趙壹、梁鵠、仇紼、仇靖等名垂青史的書法家和書法批評家。

　　

　　從魏晉直到宋代，在這長達七百年的中古時期，甘肅進一步創造了中國書法的大戲長劇，數以萬計的“敦煌遺書”，構成了無所不有的重大板塊；截至目前發現中國最早的石窟紀年壁書——公元420年書題于炳靈寺石窟的《崔琳題記》，以及《大代碑》（圖11）
 

　　

　　圖11北魏大代碑

　　

　　《南石窟寺之碑》《王司徒墓志》《新路頌摩崖》《哥舒翰紀功碑》《承天觀碑》《王母宮頌碑》《吳挺碑》以及《蜀漢銅鏡銘》《弩機銘》《北魏銅造像銘》《北周天和六年銅造像銘》《銅虎符》等存留各地的大量刻石和銅器、漆器、磚銘、木刻等遺跡，足以說明甘肅書法在整個書法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同時，出現了以“章草宗師”索靖為代表的書法家，為甘肅書法乃至中國書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創新作用。安氏家族幾代人以刻碑而名的史實，也說明當時的書法，尤其刻石書法十分興盛。

　　

　　隋唐兩宋時期，甘肅的書法遺跡很少，存世的主要有《唐釋迦牟尼佛造像銘》《嘉福寺寶珠鐵塔銘》以及《劉備五銖》《西晉合背五銖》《隋五銖》《開元通寶》等歷代錢幣銘。

　　

　　公元11世紀后的金元時期，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南移，吐蕃、黨項、蒙古等民族政權輪番興居，經濟破壞較大，甘肅書法發展亦顯遲滯，處于有史以來的最低態勢。雖也產生了像傅慎微、余闕、邊武等書法家，但除像《黑河建橋敕》《趙孟頫書趙世延家廟碑》等一些碑刻、摩崖書跡和《明昌鐵鐘銘》《金代銅鏡銘》《佛朗機銃銘》及歷代鏡銘、錢幣等吉金文字外，未能出現名顯于史的書法作品。很顯然，這無疑是文化南遷所造成的。宋元明清主要有等。民國時的吉金文字較少，至當代更是鳳毛麟角。

　　

　　明清以降，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振興發展，甘肅書法逐漸走出低谷，迎來一季新的春天，以《肅本淳化閣帖》的翻刻為標志，復起了可喜勢頭。天水的《集王二妙軒碑》《趙松雪詩碣》（圖12），
 

　　

　　圖12趙松雪詩碣

　　
　　岷縣《文征明詩碑》（圖13），

　　

　　圖13文征明詩碑

　　

　　慶陽《黃庭堅云亭宴集詩碑》（圖14），
 

　　

　　圖14黃庭堅云亭宴集詩碑

　　

　　臨洮《記開煤山稿》；清代留存的《吳大澂三關口碑》《大河店修路碑》《宋琬杜詩刻石題后》以及省內各地數以百計寺、觀、祠、塔、樓、橋、墓、坊等重修或記功書刻，都是明清五百多年間產生的書法遺跡。此間出現了李夢陽、米萬鐘、胡纘宗、王了望、朱克敏等書法家，對甘肅書法發展起到了承前啟后的引領作用。

　　

　　綜上所述，已然可見甘肅古代書法的大致輪廓，這，總體上構成了甘肅古代書法的“敦煌風”。

　　

　　二、“敦煌風”的內涵及意義

　　

　　首先，從時間跨度來說，“敦煌風”是一個大概念，涵蓋了有史以來甘肅書法的全部歷史。其次，從涉及范圍來說，“敦煌風”也是一個大概念，包括整個甘肅地域留存的書法遺跡。

　　

　　我曾在《敦煌風初探》一文中，對“敦煌風”的含義做過梳理和歸納：

　　

　　一是從大地灣、馬家窯彩陶刻畫符號算起，歷史遺留下來的數以百計的歷代摩崖碑刻，都是甘肅歷代書法瑰寶，當然也是“敦煌風”的本然內涵。西北民族大學圖書館藏有于右任先生當年轉贈的兩千多件歷代碑拓，也給“敦煌風”增添了無盡光彩。

　　

　　二是五萬余枚簡牘和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六萬多葉寫卷墨跡，“漢三頌”之一的《西狹頌》（朱拓，圖15）以及《耿勛表》等摩崖刻石，可謂古代民間書法的海洋，曾以長達11個世紀的輝煌向世界宣告，甘肅古代書法在中國書壇處于絕對的領先地位，無疑是“敦煌風”的本然內涵。
 

　　

　　圖15東漢靈帝建寧四年六月十三（171年8月2日）摩崖西狹頌

　　

　　這里側重說說《西狹頌》及其頌文提到的兩個人物。

　　

　　《西狹頌》全稱《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別稱《惠安西表》《李翕碑》《李翕頌》《黃龍碑》等。東漢建寧四年六月十三（171年8月2日）摩崖書刻，位于成縣西13公里的拋沙鎮東營村豐泉峽石崖上。“漢三頌”之一。仇靖書丹，文20行，行字數不等，計385字，主要介紹東漢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時任各地方行政長官時的卓越政績，歌頌了李翕到任后率民修通西狹古道為民造福的德政。上端豎刻寓含惠民、安民之意的“惠安西表”篆額，右上刻有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甘露降（承露人）“五瑞圖”，左、右、下三側刻有宋以來歷代題記。結字勢方意圓，用筆生辣而勁拙，波挑多變，其古而肆、虛而和的風格極具特色，是迄今1830多年仍保存完好、飲譽中外書壇的書法瑰寶。

　　

　　據《西狹頌》記述，李翕(生卒年不詳)，字伯都，今甘肅靜寧人。出身官宦家庭，“天資明敏，敦詩悅禮”，少年時曾在皇宮中做過值宿警衛，20歲時執掌“典城”，出任地方長官。凡其所任職之地“有阿鄭之化”。他治理地方，管理人民，先施以博愛，再教以德義，又明之以好惡，取得出色的政績。由于將地方治理得好，該地出現了黃龍出、嘉禾生、木接連理枝、甘露降瑞兆，他也因之得三次改任，于東漢建寧三年(170年)出任武都郡太守。

　　

　　現在說說《西狹頌》的書寫者仇靖，頌文有記：“揮翰遣詞皆斯人。”仇靖可能是李翕到武都郡上任以后在當地發現的人才，被李翕吸納到麾下并自行任命的一個“從史”，按照漢代的官職劃分，系漢代高官的從屬官，或稱“從吏”，他只是一個沒有列入正式編制的普通工作人員。據唐·顏師古所注：“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說明仇靖在武都郡的機構中，僅是一個類似隨從的人物。但他是一個具有不凡水準的書法家。

　　
　　三是《肅府本淳化閣帖》（圖16）

 

　　

　　圖16肅府本淳化閣帖（殘本）

　　

　　匯聚了古代書法的精華一展風采；天水清刻《集王二妙軒碑》（圖17），

　　

　　圖17天水二妙軒碑

　　

　　可謂妙絕天下的王羲之書法與雄跨百代的杜甫詩歌完美結合（將杜詩稱為“一妙”，將王字稱為“一妙”，二者合一，是為“二妙”）；趙孟頫手跡向我們展示了一代大家的風范……這些，又給“敦煌風”貫注了豐富的內涵。

　　

　　四是甘肅歷史上產生了像東漢張芝（圖18）、

　　

　　圖18東漢張芝冠軍帖拓片

　　

　　“善八分”的梁鵠，西晉“章草宗師”索靖，清代王了望、朱克敏和當代以創出“魏隸”“魏行”而獨樹一幟的魏振皆（圖19、圖20）
 

　　

　　圖19當代魏振皆魏行

　　

　　圖20當代魏振皆魏隸

　　

　　六位彪炳史冊的書法家，我曾將他們稱之為甘肅書法史上的“六面旗幟”。他們的書法精神早已為“敦煌風”奠了基、雕了形。

　　

　　五是上世紀60年代初，張邦彥先生偕同陳夢家、何樂夫、梁啟超弟子馮國瑞等考古與石窟研究專家，對甘肅出土的漢簡進行整理和臨摹，被譽為“簡牘專家”，拓開了“敦煌風”的主河道。到70年代，甘肅形成了以徐祖蕃、趙正等書家為代表的“簡牘書法熱”。80年代以來，又興起了“敦煌寫經熱”，以尹建鼎為首，1987年在日本東京舉辦的“敦煌寫經臨書展”，將敦煌書風的研究推向國際性的高潮，直到90年代后半期，受“展覽效應”的影響，書家們的書法觀念發生變化，“簡牘熱”和“敦煌書風熱”受到不小的沖擊，熱度漸減。

　　

　　三、“敦煌風”的精神與特征

　　

　　“敦煌風”作為崛起于甘肅大地上的一面書法旗幟和象征甘肅書法風格的一個流派，就其本質而言，具有頗為深刻的精神內涵與文化特征，概括言，大致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創造精神特征。翻開甘肅書法史，我們會發現，最有超現實創造意義的書法墨跡，莫過于數以萬計的簡牘墨跡和敦煌遺書，眾多的無名書家以其書法天籟精神、文化創造精神和自然表現主義精神，創造出了百花競妍、豐富多彩的“民間書法”，如前所述，很多著名作品都屬于書法史上的戛戛獨造。況且，像東漢時期創變章草的“草圣”張芝，由“善八分”開一代漢隸風氣的梁鵠（圖21），
 

　　

　　圖21漢魏梁鵠隸書拓片

　　

　　被稱為“章草宗師”的西晉書家索靖（圖22），
 

　　

　　圖22西晉索靖月儀章拓片

　　

　　清初的行草大家王了望（圖23），

　　

　　圖23清代王了望行草書

　　

　　創造了“朱隸”的清代書畫家朱克敏（圖24），
 

　　

　　圖24清代朱克敏隸書聯

　　

　　以及現當代創造出“魏隸”“魏行”風格的書壇巨匠魏振皆，杰出民間書家蔡后庵等等，都是甘肅歷史上書體、書風的創新創造者。

　　

　　二是人文科學精神特征。人文科學精神是指研究文化藝術和社會現象的自覺精神。表現在書法藝術領域，甘肅自古以來都具有這種精神。東漢時期的張芝，正是因為他認真研究草書技法，才成為一代“草圣”；趙壹，站在衛道立場審視和研究書法的文化現象，對當時產生的草書新風氣橫加指責，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趙壹的書法研究精神和書法批評精神，可謂中國書法史上開批評先河的旗手、勇士，進而大大促進了書法藝術的發展。衛恒《四體書勢》所載“梁鵠因書得命”的故事，更是人文精神的寫照。西晉索靖不僅是“章草宗師”，而且在書法研究，尤其是草書研究上花過很大功夫，其《草書勢》成為古代書論經典，對后世影響很大。如果把唐太宗李世民視為甘肅人的話，則正由于他崇王、尚王、研究二王，才有了唐代書法的鼎盛輝煌，其中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對二王進行十分深刻地研究和學習，史載他在位時常用虞世南、歐陽詢等研究書法，無疑是人文科學精神的一種體現。至于明清以來，由于科舉考試制度的推行，像王了望、朱克敏及后來的魏振皆等等，當然不例外的是書法研究并有論有述的自覺者；更有與孫星衍共同搜訪、完成《寰宇訪碑記》的張澍，已成為清代學有所現、研有其著的歷史人物，無不體現了他們的人文科學精神和書法藝術精神。

　　

　　三是地域文化精神特征。所謂地域文化精神，狹義地理解，就是地域書法風格的塑造精神。風格是流派的本質特征。藝術風格既是形成藝術流派的基本依據，也是不同藝術流派立異“門戶”的標志。從創作角度講，風格是以創作主體的審美性選擇為基礎的。而審美選擇是創作主體審美理想、審美意識的體現，往往直接或間接地通過藝術形式這個媒介投射出來。書法作為藝術，越是具有地域特色，越是有發展空間，越能產生長久的生命力。地域風格或流派，就是指一個地區的藝術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創作手法、創作規律和獨特個性。就書法而言，幾千年的書法史無不證明，無論秦漢兩晉南北朝，都是具有地域書風的相互媲美和補充，流傳下來的作品也都是頗具個性和地域特色的，如出土的漢代絹帛書法《張掖都尉棨信》（圖25，棨信，即傳信的符證）
 

　　

　　圖25漢代張掖都尉棨信

　　

　　《伯升柩銘》（圖26，又名銘旌，將死者姓名書于帛上，敷于棺蓋上），
 

　　

　　圖26漢代伯升柩銘

　　

　　皆為漢代最為珍貴的大字墨跡，方正寬博、圓熟，書法具有濃郁的裝飾風格，風格非常獨特，蘭州的當今書家林經文就是取法于此，以草篆博得書名的。

　　

　　眾所周知，古代甘肅的書法絕對名列全國前茅，自先秦到北宋“有著11個世紀的輝煌”，對后世產生了非常深刻的影響。所以說，“敦煌風”就體現著這種地域文化精神特征。

　　

　　四、關于“敦煌風”對當今書法創作的借鑒

　　

　　上面談了很多“敦煌風”的內容，多是講歷史、講傳統，現在說說“敦煌風”對當今的書法創作的借鑒問題。

　　

　　這個問題，其中有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就是“敦煌風”與當代書法創作的關系、意義何在？依我見，“敦煌風”是甘肅書法的根，從某種意義上講也是中國書法的根。“敦煌風”具有極大的包容性，可謂博大精深，無所不含，大致除了甲骨文字和楚簡、楚金文字外，幾乎囊括了整個書法傳統，《肅府本淳化閣帖》的刻制，在宋代就為甘肅書法提供了傳統經典之大要，盡管可能由于編次者王著個人偏好未收一幀顏真卿的墨跡，但仍不失為一部煌煌巨制，僅二王墨跡就占一半，尤其是行草書占其大半，可見行草書在宋代已成為崇尚風氣。這說明，“敦煌風”是書法傳統。是傳統，當然就關系重大，意義深遠，此其一；其二，陳寅恪先生在半個世紀前寫的《天師道與濱海地域之關系》一文中指出：“藝術之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而宗教之傳播，亦多倚藝術為資用。”敦煌卷子多為宗教典籍、文獻；書法又屬于藝術范疇，由此不難見它們之間的關系非常密切。同時，不僅敦煌文獻，還有漢代簡牘、《西狹頌》《淳化閣帖》等諸多歷代文書墨跡，本來就是書法的認同。

　　

　　下面說說如何繼承“敦煌風”傳統來進行當今的書法創作。

　　

　　（一）學習和運用古代先賢的書法創造精神，指導當今的書法創作

　　

　　不少書法朋友都曾以為，我提出、倡導“敦煌風”是要大家都去寫敦煌卷子，寫漢簡，其實這是一種曲解，是一種狹隘的理解。經卷、漢簡之類的墨跡固然是“敦煌風”的本然內涵，但不是全部。即使是，如果一百人都寫同一貼本也會寫出一百種風格的，如果寫出同樣風格就不是創作，頂多算作臨摹。我舉個章草例子。章草這一書體是隸書的草寫形式，是介于隸書和今草（就是我們常說的草書）之間的過渡書體，歷史上留給我們可鑒的經典范本也不是很多，但漢簡、寫經里面都有；從書法家來說，也不外乎所謂漢章帝、史游、張芝、皇象、索靖、王羲之、趙孟頫、宋無名氏、鄧文原、楊維楨、宋克、王世鏜、王蘧常以及我們甘肅當代書家王創業等，就個人主體風格言，大致除后面的王世鏜、王蘧常外，也并非他們的代表性風格，如王羲之的《豹奴帖》，就那么七行字。王羲之的主要書體是行書和草書，章草不過是他早期涉獵、學習的書體而已。《平復帖》可視為章草，但很有可能并非陸機所書，這個問題有爭論，我傾向于否認陸機（我曾在《書法導報》發表過一篇文章，將漢簡中的《致尉曹吏書》（圖27）
 

　　

　　圖27致尉曹吏書

　　

　　與《平復帖》（圖28）
 

　　

　　圖28平復帖

　　

　　做過比較分析，這里姑且不談）。但就章草書體而言，你仔細去看，自古至今的風格沒有一個是雷同的，史游和皇象的章草《急就章》一筆一畫，近乎楷書簡寫，不愧是一種楷書或者說隸書的“急就”寫法；所謂索靖的《出師頌》與他的《月儀章》也是風格上有很大不同；趙孟頫的《急就章》與史游、皇象的《急就章》也不能同視一格。由此說明，同一種書體可以寫出無數種風格，其根本一點在于“創造”。所以我說，創造精神是“敦煌風”的根本精神。

　　

　　還有，甘肅漢簡是構成漢代甘肅書法，也是漢代中國書法的一個重大板塊，是我們學習漢代書法和研究中國書法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寶鑒。自20世紀初以來，甘肅境內先后出土了從戰國到魏晉四五百年間數以萬計的各類簡牘，其中兩漢簡牘共有6萬多枚。主要包括居延漢簡、敦煌漢簡、武威漢簡、甘谷漢簡四個部分。就書體言，除少量的小篆、古隸外，絕大多數都是由古隸演變而來漢隸、章草、今草、行書、楷書以及各種在變中的過渡性書體，真實地再現了漢代書體孕育、變革和發展的過程，可以說是兩漢時期漢字書體的海洋和民間書法藝術的百科全書。具有特色的墨跡有宣帝五鳳二年（前56年）的《甲渠侯官名籍簡》，西漢末王莽時的《武威儀禮簡》（圖29）

　　

 

　　圖29晉武威儀禮簡

　　

　　居延簡中的《永元兵器簿》（圖30）

　　

　　圖30永元兵器簿

　　

　　《誤死馬駒冊》（圖31）

　　

　　圖31誤死馬駒冊

　　

　　《致尉曹吏書》（見圖27）和《甘谷漢簡》；敦煌漢簡中的《王駿幕府奏書稿檔案》（圖32）；

　　

　　圖32王駿幕府奏書稿檔案

　　

　　武威醫藥簡《藥簡》《醫方》（圖33）

　　

　　圖33武威醫藥簡·醫方

　　

　　等，可謂多彩多姿，各具特色。特別是敦煌漢簡中的《漢亭吏逯進言》（圖34）
 

，

　　

　　圖34敦煌漢簡·漢亭吏逯進言

　　

　　已是趨于成熟的楷書作品，表現出了十分清楚的點畫用筆和頗見變化的線條。

　　

　　（二）學習和掌握古代先賢的書法文化精神，不斷提高書法學養和修養

　　

　　書法創作是一個艱苦實踐的過程，是一個不斷思索追求的過程，始終貫穿著一個書家的審美思想（即對書法的理解與追求）、個性修養、學識見解和技法積累的合理應用。傳統是多方面的，不僅僅是技法、形式、風格之類，包括文學、史學、文字學、哲學美學、藝術學、文化學，也包括數理學、物理學等等。遺憾的是，很多人迄今為止都沒看見過多少真正屬于“敦煌風”本然內涵的墨跡。出于書法的需要，我在2009年編選、出版了三卷本《敦煌寫卷墨跡精選叢帖》，其中晉寫本《三國志·步騭傳》（圖35，步騭，少貧好學，曾任交州刺史、拜征南中郎、雍闿加拜平戎將軍，后拜驃騎將軍）；
 

　　

　　圖35晉三國志·步騭傳
　　

　　北魏454年寫本《大慈如來告疏》（圖36）

　　

　　圖36北魏大慈如來告疏

　　

　　和約寫于晚唐的《因明入正理論》（圖37）

　　

　　圖37晚唐因明入正理論

　　

　　等等，都是具有創新性質和體現著時代文化精神的書法墨跡，完全可以從中吸收養分，來融于自己的創作。

　　

　　需要說明的是，“敦煌風”的內涵博大精深，無論書體還是風格，民間的、官方的，正統的、隨意的，草率的、呆板的……無所不有。比如《西狹頌》就在成縣，《石門頌》在陜西漢中，《郙閣頌》在陜西略陽，它們都在隴南陜南交界之地，相距不遠。然而，有多少人真正去看過？有幾多人寫它們？問題是，我們很多書家總喜歡追風趕浪，放著自己身邊很多好東西不學，硬是去跟在別人屁股后面趕浪潮，結果是浪潮沒有趕上，反而丟失了自我。這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對自己沒有明確的方向和目標。

　　

　　（三）書法創作是藝術創作，必須要有創作意識，有悟性、激情和靈感

　　

　　何謂創作意識？創作，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即“創造文藝作品”。很顯然，一是“創造”，二是“文藝作品”。這就是說，書法發展到今天，已成為一種相對純粹的藝術，它從性質上已屬文藝作品，所以是需要具有悟性、靈感的書家去“創造”“創作”的。

　　

　　敦煌寫經中有很多作品都是“創新”意味的，比如隸書向楷書演變過程中的《道行品法句經》（圖38）
 

　　

　　圖38道行品法句經

　　

　　《三國志·步騭傳》《十誦比丘戒本》（圖39）
 

　　

　　圖39十誦比丘戒本

　　

　　《大慈如來告疏》以及《因明入正理論》《妙法蓮華經卷第六》（圖40）
 

　　

　　圖40妙法蓮花經卷第六

　　

　　《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卷上》（圖41）

　　

　　圖41佛說大藥善巧方便經卷上

　　

　　《文選·運命論》（圖42）

　　

　　圖42文選·運命論

　　

　　《大般涅槃經卷第六》（圖43）等

　　

　　圖43大般涅槃經卷第六

　　

　　等。尤其是《因明入正理論》，近兩萬字的篇幅幾乎一氣呵成，極少涂改補漏，書法十分精彩，而且與歷史上的其他草書都不一樣，可以說是繼承和發揚當地人——“草圣”張芝和“章草宗師”索靖的書法創造精神的創新之作，體現出一種獨特的“章草”風格，我將它稱之為“敦煌草書”。站在書法風格史的角度看，它本身就是一種創新，而且書者肯定是一位技法嫻熟、造詣很深、水平極高的“書法巨擘”，否則是寫不出如此精彩的作品來的。

　　

　　原載《中國書畫報》2013年11月13日

　　

　　刪載《甘肅日報》2013年12月7日

　　

　　【秋子簡介】

　　

　　秋子，本名申曉君，老陜。長期從事書刊出版工作，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原編審，蘭州大學客座教授、書法研究所研究員。愛好頗多，有“文化學者”“雜家”之謂。系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甘肅省書協副主席、學術委員會主任，甘肅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甘肅省青年書協等眾多組織顧問。著有《中國上古書法史》《中國書法史略》《敦煌風漫話》《敦煌風續話》《紅樓夢人物關系一覽》《借我詩心》《最愛是秋》《未了秋情》《秋聲依舊》等16部，發表書法、篆刻、國學、出版及詩歌、對聯、散文、評論、序跋、雜文、小說、新聞、通訊等作品計320多萬字；書法篆刻作品參加過國內外眾多大展賽事，墨跡流見十多個國家和地區，被譽為“當代書壇學者型書法篆刻家、書法史論家、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