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蘭殘紙“五月二日濟白”文書

    從理論上講，中國書法經過秦、漢到魏晉時期已經具備正草隸篆楷等書體字形。從碑帖、秦漢簡牘、敦煌寫經等文獻中，也能證實這一點。但是，我們仍然無法確定具體的轉型時期，特別是隸書向草書、行書、楷書轉變時期是突變還是漸變，是時代的風格還是個人所致，以及五種書體是有先后之分還是相互影響在同一時期發生變異。《樓蘭殘紙》中的張濟文書為我們提供了較為真實可信的史料以供研究。

張濟文書有十五個殘片

    張濟文書共有十五個殘片，我們稱它為“張濟十五貼”,張濟或名張超濟、張濟莛。“張濟十五貼”墨跡都出自一人之手，有楷書、隸轉楷、隸轉草、行書、草書等多種字體，這些字體有的是現在采用的，有的則是現在并不采用的，如帶有隸書味的行書和草書現在已不采用。多種書體出自張濟一人之手，這至少證明：一、在西晉末和東晉初期，五種書體已完成并廣泛使用。我們在漢碑、魏晉書帖中常見的隸書、行書與張濟所書的有很大的區別。漢碑所書的隸書端莊周正，有一種肅穆蕭嚴的氛圍。而張濟所書的隸楷則飄逸、活潑，有一種親切之感。兩者的區別不僅僅在于書者的寫作心態，更重要的是審美的價值取向。漢碑所表現的大多是歌功頌德、樹碑立傳的官樣文章，張濟所表現的則是日常生活及邊關狀態。在內容上有區別，更重要的是張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真實的魏晉書法的寫作狀態。這種寫作狀態表現為放蕩不羈的率意和隨性，書者在心情完全放松的狀態下寫下的字有其自己的風格；二、魏晉書者的學術修養甚高，對書法有自己獨特的認知。張濟正、草、行、楷樣樣字體都會寫，更重要的是他所表現的或莊重、或飄灑、或樸拙、或華麗的多種書寫風格。他不光是對字形和字體技巧嫻熟，也能根據自己的情緒讓書法表現出多樣的感受。這一點是當今的書者很難做到的；三、書法的基本筆法脈絡清晰，及隸書筆法是所有書體筆法的基礎。“張濟十五貼”雖書體各異，但其基本的筆法是隸書。不管是楷書、草書還是行書，都有隸書的筆意在里面。這一方面說明由隸書向其他書體轉型初期不可避免的書寫習慣是很難改變的，另一方面也說明五種書體怎樣變化其筆法是萬變不離其宗。由于隸書內部極為復雜的運行幾乎囊括了所有筆法的精髓，它告訴我們書法的訓練要從隸書的筆法入手。這和后來以楷體為訓練的初期模式不同，真正魏晉的東西是有其深奧的道理的，書法家林散之曾說：“先寫二十年的隸書，再寫草書和行書。”只有以隸書的筆意寫出的字才有古意；四、書體的形成是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由隸變草、行，一方面是實用的需要，另一方面則是美學進化的需要。其實，字體相互變異產生的韻味更為流暢，就像“張濟十五貼”所表現的那樣許多充滿隸味的行書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張濟是一位五體書法變異的實踐者，也是創新者。“十五貼”的隸變字形和筆法為我們提供了新的啟示；五、筆法的時代氣息。任何筆法都是時代精神的體現者，崇尚自由學風的魏晉時期必然產生揮灑自如、率性而為的瀟灑書風。讀“十五貼”你能彷佛感受到書者在案前自由揮筆的寫作狀態，他心中沒有框框，沒有規矩，完全是一種放松的書寫心態。因而所書的字充滿了情趣和韻味；六、行書已經相當成熟。在《樓蘭殘紙》發現之前，我們對行書的認識多從王羲之的書帖，換言之除王羲之所留的書帖外我們對魏晉的行書幾乎是一無所知。“張濟十五貼”表明，在王羲之之前行書已經是當時社會的主流書體，已經在社會交往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并且行書從字形、筆法、章法等方面都已完善，和現在沒有多大的區別。它幫助我們對五體書法和行書的形成期有了標志性的理解。

《濟言貼》以楷書為主

    《濟言貼》寫在正反兩面紙上，以楷書為主。字形的方正、間架結構均衡，筆畫間獨立不連帶。其筆意帶有隸味，如“更”、“舉”、“不”的撇仍有隸書的波條味，“西”、“有”、“可”的橫畫入筆尖銳，結尾處重頓，折筆已經采用提按，如“東”、“西”、“問”的折筆處按下調轉筆鋒行筆，和后來的唐楷暗合。在字形上，盡量追求方形，行距和字距之間距離相等。從書寫觀感看，張濟對楷書還不熟練，如筆法、章法和字結構都有幼稚之感，在間架結構的配置上顧此失彼，顯得不協調，字有大有小、有方有長，有的筆畫過分的伸展與整體書風不協調。《濟逞言洛貼》是一張只有四字的殘片，其中濟和洛殘缺不全，只能看到部分筆畫。其雖殘缺但是經典的楷書。“逞”字的“走之”三點相互顧盼，筆墨豐滿，“逞”字的“口”部入筆輕松，轉折棱角分明。“言”字的“三橫”行筆厚實，尾部緩緩收起，“三橫”的距離均等，整個字形端莊秀麗，和唐代的柳體、言體已無多少區別。總體看，此時楷書處于幼稚階段，和草書、行書相比，楷書并非流行字體。這和“張猛龍貼”、“張遷貼”相比顯得略為稚嫩。但是需要深思的是，這是魏晉的真實墨跡，它反映的是當時的真正楷體的寫作狀態。如果說，它稚嫩有兩種可能：一種是書者張濟技法不熟練所致；另一種是當時或者更早期楷書根本還沒有真正形成。“張猛龍貼”和“張遷貼”并非原件，經過石刻刻意修飾所為。總之，它為我們提供了對楷書形成及成熟以及對漢代和魏晉書法的重新認識的條件。就石刻而言，有一種叫“洗碑”的做法，即原刻經過風蝕雨淋字跡模糊不清，對原碑進行重新刻制。中國大部分碑刻拓片有這樣的現象，我們有理由懷疑，目前所存的很多名碑是經過“洗碑”的拓片，這些拓片是否是原意值得研究。也許有人會說張濟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民間書者，它的水平不能代表當時魏晉的水平，進而否定《濟言貼》的藝術價值。事實上，張濟的書法水平是相當高的，這從他的其他草書和行書上可見一斑。他在楷體寫作的表現與他行書和草書判若兩人。

    如果不說是張濟所寫，你一定會認為這是一個大書法家的墨跡。《5月2日貼》是張濟的又一文書。該貼和今草沒有什么兩樣，筆法飄逸、字形秀麗，字字獨立，沒有牽引連帶，但氣韻上下貫通、一氣呵成，有大家風范和大家手筆。其運筆的方法和王羲之的今草如出一轍。特別是偏旁部首的草書寫的和現在幾乎是一樣的。如，“擠”、“白”、“燒奴”、“想”、“其”、“命”頗有今草的味道。兩個“不”字在字形上幾乎一樣，前一個“不”和后一個“不”相比，筆勢更有瀟灑之態。草書在這一時期經過“書圣”張芝等人的努力，已經形成了習慣定式，并被社會所接受。雖然“濟白文書”沒有張芝那樣的氣勢、那樣的流暢，但是其韻味和境界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觀濟白草書和王羲之的草書，同樣都是那個時代經典杰作。這就充分說明在魏晉時期書法的流派已經形成，并且各自呈現不同的特色，以飄逸和拙樸形成兩大書派。草書更多的表現為飄逸，而楷書則表現為拙樸。在后來，飄逸的書風得到了更多的認可，質樸的書風則沒有得到更多認可和繼承。張芝的行草書讓我們看到魏晉時期整個社會的書法風氣和特點。“想享其何”這幾個字基本上是張草的字形，但要比《急就章》的字形顯得靈動、精巧，韻味十足，字與字之間有一股靈氣、蕩溢。“奉命其所”信筆寫出絲毫沒有矯揉造作之氣，和同時代的其他書法刻本相比，它所流露的率意和真情更能打動人心。這些書帖有很多是起草文稿后又拿來練字，所以更能看出書者的技巧和情志。如“濟白闊別貼”的“濟白”兩字寫的極為行健剛毅，仔細辨認“濟”的“三點”寫成菱形狀，入筆和觸筆交代得十分清楚，三個菱形塊狀構成了字的雄渾氣勢。一般書者的“三點”寫成三角狀。形狀的不同反映出書者志向的雅俗之風，大雅大俗、俗雅相依，行書寫到如此這般，真讓人愛不釋手。“闊別積”三字筆畫緊貼紙面，即就是絲帶的細筆也厚重、古樸，筆法的古樸和字形的今妍交相輝映，“別”“積”兩字的結構處理別具匠心，“別”的“利刀旁”寫成“彎鉤”;“積”字的“禾”和“責”中間間隔較大，相互獨立而又相互關照，通過的“禾”字的上提筆畫和“責”字連為一體，結構處理技巧別致有趣。就在同一張紙上，以淡墨寫出許多字，可見作者是在練字，連寫了四個“何”字，每一個“何”字都不同。第一個“何”的“可”字橫畫簡筆如畫，頓處停留；第二個“可”字，橫畫的尾部與下一筆相映；第三個“可”的橫畫橫筆較短，牽引一線；第四個“可”字，中鋒入筆敦厚。四個“可”字在氣勢上第四個字最為好，“彎鉤”之后迅速拋出一長“捺”.第一個“彎鉤”呈45度角；第二個“彎鉤”呈90度直角，一氣呵成，勢不可擋。還有第五個“何”字不仔細看辨認不出來，細看才發現這個“可”字和前四個又有不同，用筆尖一筆帶出，有點像硬筆書法，其線條猶如鋼絲一般，堅韌肖俊，力度十足。其中，很多字和王羲之的相比毫不遜色，如“積”、“來”,和王羲之的“十七帖”中的筆法是一樣的。

《超濟白貼》可能是張濟的家書

    《超濟白貼》介于行書和楷書之間，從字面辨認可能是張濟寫給家人的書信，字里行間流露出對家人的眷戀之情，和對故鄉的向往之意，用筆上略顯拘謹、含蓄，并盡量將字寫得工整，用重墨書寫以好辨認。其中，“白”、“在”、“遠”、“有”、“使”、“用”、“想”、“當”等字十分經典，完全可以作為字帖臨習，“足”和“當”兩字和《蘭亭序》中的“足”和“當”十分相近，字的結構和寫法是一樣的。王羲之寫《蘭亭序》是刻意而為之，是為了展示和賣派自己的書法，《超濟白貼》是隨意而為之，是傾訴自己的真實感情。正是這種隨意，讓我們更能感受書者的感情世界。就書法情感來講，《超濟白貼》和顏真卿的《祭侄稿》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都是抒發對家人的眷戀情感，一個是遙寄離愁別緒、思念親人，一個是悲痛憤怒、哀悼親人。兩貼所表現的書法狀態說明一個道理：寫字和做文章一樣，要真情實意才能出佳作。歷史上凡是寫得好的書法都是情感而為之，而絕不是那些為展出而寫的。魏晉時期，人們無所顧忌，思想活躍、情感暢達，沒有什么條條框框，正是在這種社會背景和人文環境之下迎來了中國第一個書法創作高潮，這就是“張濟十五貼”所流露的精神境界。

    如果說，《超濟白貼》充滿眷戀情調，那么《濟逞白報貼》則充滿豪放與剛健。這是兩個雖同為行楷卻截然不同的書風，《濟逞白報貼》全篇三十一字，字字如泣如訴，珍珠雨露，線條剛健有韌性和彈性，字結構奇異詭秘，中宮收緊，靈秀俊朗，如“追”字的“走之”、“奈”字的“捺”、“報”字的一“撇”等盡量伸展，和同時代的漢簡使用相同的筆法，“何”、“可”、“剝”等字的“豎”采用懸針法，筆勢如一把出鞘的利劍，鋒芒畢露，反映出魏晉人豪邁灑脫的精神狀態。因為此文的內容是寫給同僚的。“素”、“難”則顯得渾厚含蓄，“遠”字字形寫意在不平衡中求得平衡，是一篇難得的書法杰作。這種書風與后來的顏真卿的行楷暗合，可見書法的傳承關系。

    《張超濟貼》分為正反兩面，上書楷、行、草等主體。最有意思的是兩個“更”字的一“捺”十分夸張。楷體的字形和隸書的破折不協調地組合在一起。“念”字更為奇異，一“撇”是楷體筆意，一“捺”是典型的隸書筆意。這三個字從書法狀態看，書者是有意識的在嘗試楷體與隸體的交融，生動地反映出楷隸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想象，在最初隸變楷的時候書者的心情是新奇的，也是矛盾的，在追求新字體的同時又眷戀舊字體的過去。正是在這種矛盾的心態中，一步步地完成了由隸書到楷書的以及隸書到行書的轉變。書者連寫了兩個“病”字，右邊的“病”字折筆用扭轉筆法，左邊“病”字的折筆用提按的筆法。顯然，書者的習慣是轉筆寫法，提按是正在嘗試的新的寫法。大體可以說，“張濟十五貼”的行書以扭轉筆法為主，楷書在嘗試用提按的筆法，兩種筆法在同一個人身上、同一張紙上各自得到了表現。就筆意而言，張濟使用扭轉的筆法嫻熟，而使用提按的筆法生疏，這恰恰說明魏晉時期楷書并不是十分完善的書體。行書由于書寫速度快而得到普及和認可，而楷書由于書寫的速度慢且提按的是對中鋒筆法的制約，這對于慣用使轉的書者來講是不容易掌握的。“張濟十五貼”提供了魏晉時期各種書體的范本，也讓我們看到了幾種書體的變異體。他們的不懈探索是今天書者的一面鏡子。“張濟十五貼”最可貴之處在于書體的變異和筆法的變異是書法的根本所在，帶有隸味的行書和草書以及楷書是幾種書體交叉產生的新書風，這對今天的書法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即如何從書體中變異出新的書體，從筆法、章法等方面做新的探索。如同張濟一樣，是時代賦予書者的使命。

《永元器物簿》與《十五貼》書風相似

    張濟在樓蘭活動的時間上限似在323-324年之間，下限則在329年后不久。在樓蘭殘紙中，有張濟取名字的十五件，還與張濟莛書體、筆法相同的24件。

    有必要回顧以下草書的形成過程，趙壹《非草書》認為草書起于秦末。《說文解字·敘》認為：“漢興有草書。”但據考古資料秦末漢初只是有寫的潦草的隸書，并無草書。真正意義上的草書大約形成于2000年前后，1973年-1974年甘肅考古隊在居延破城子挖掘了一批簡牘，其中有年限記載的是中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年），甘露（公元前53-50年）。這兩枚簡牘中的有些字已經有了純粹的草書，雖然其大部分的字仍然是隸書，但其中夾雜著草書的書寫，紀年為元帝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的漢簡，60多個字幾乎都是草書，另外還有成帝陽朔元年（公元前24年）簡和元延二年（公元前11年）簡已經完全是草書了。1979年挖掘于敦煌馬圈灣1200枚王莽時期的簡牘中，有一枚為典型的草書簡，該簡筆法圓潤，轉筆曲折，字形和后來的章草別無兩樣。草書的前期稱為章草，后期稱為今草。章草和今草分界線大約是在公元一世紀至二世紀之間。過去我們看到的章草大多是經過反復刻意走樣的官體章草，樓蘭殘紙中的草書正處于章草和今草的轉化期，轉化的標志性特征是章草字字獨立演變為筆畫映帶。就草書而言，章草為古質，今草為今妍。張濟及樓蘭殘紙的草書為我們提供了研究依據，這些在沙漠埋藏了許久的墨跡是那個時代草書的真實記錄，由此我們可以初步判斷草書由產生到成熟大約經歷了200年，這一過程中先有寫作潦草的隸書逐漸演變為章草，再由章草演化為今草。在目前尚無其他考古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先設定樓蘭殘紙的時期就是章草向今草轉化的成熟時期。其一是發現的250多份樓蘭殘紙大多為草書，其二是樓蘭殘紙的筆法嫻熟，結構近似于現在的草書，其三是張濟和王羲之是同時期的人，從考古資料判斷張濟比王羲之大二十來歲，王羲之是今草的始作俑者，他奠定了草書至今仍被奉為“圣書”的地位。而與他同時期的張濟留下的墨寶頗具水平。

    草書自公元二世紀到三世紀成熟之后就成為了中國書法最主要的書體，這一時期正是草書的出現，讓魏晉人有了抒發自由情感的字體載體。因此，草書的產生是魏晉時代本身的需求，草書的發展反映了中國書法發展的規律，草書的出現豐富了中國書法的內涵，最令我們驚訝的是張濟的草書，歷經將近2000年卻仍然透露出青春的氣息，由此可見，草書在形成成熟的初始化時期所表現的精神狀態和書寫情操是雅逸的，富有韻律的，草書是有生命力的（注，關于草書形成成熟的詳細敘述見華人德著《中國書法史·兩漢卷》57頁-60頁），在草書成熟時有一件作品不能不提，它是居延出土的《永元器物簿》時間為永元五年六月至七年六月，五個“編”共77支簡匯編而成，筆法熟練，率意揮灑，它和張濟《十五帖》的書寫風格和字形十分相似，從中可以看出在東漢初年到魏晉中期草書的傳承關系，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草書前期多是寫在木簡上的，限制了很多筆法的運用，到了樓蘭殘紙時期紙張的大量使用使書者寫起來更加自如，許多新筆法特別是轉筆及提、按被大量的使用。這就為從章草過渡到今草創造了物質條件，張濟《十五帖》可以說是章草向今草轉換期的難能珍貴的實物，對它還需要從更廣泛的角度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