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題為《吉安市委書記王萍到底是書記還是富婆》的微博，突出王萍在不同場合的著裝、手表、戒指和項鏈配飾等，引起網友質疑。江西省紀委辦公廳工作人員則對媒體記者說，尚未注意到網帖所反映的內容。但其同時表示，如果要反映官員問題，應該有理有據，不應單從穿戴上進行評價。

我覺得這位省紀委官員的話說對了一半，如果反映官員的問題，應該提出其違法違紀的事實根據；但他的“不應單從穿戴上進行評價”的說法，我以為是錯的。我們就是應該通過官員的穿著打扮看問題，公眾評價官員的穿著打扮沒有錯。

一方面，普通公眾與官員接觸不多，特別是具有一定官位的領導干部，公眾大多數只能從電視上看到。對于他們的情況，公眾確實知之甚少。正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人們只能從一時一事看到的表面現象作出判斷，于是對官員的穿著打扮進行評價就是公眾了解和認識官員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官員的穿著打扮雖然反映的是表象，但從哲學上看，現象和本質是會存在內在聯系的。這個道理很簡單，官員的穿著打扮確實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官員的世界觀。而在官員財產公示制度尚不健全時，你讓老百姓如何監督官員？

對于官員來說，穿著打扮原本也是應該注意的事項。首先，官員對穿著打扮的注意程度應該適度。太不注意穿著打扮可能會影響工作的開展，但過度注意穿著打扮也會走向反面。其次，官員的穿著打扮應該與客觀情況相適應。例如與自己的身份相適應，與環境氛圍相適應，與接待對象相適應，與經濟水平相適應。一些官員外出招商引資時西裝革履，而到田間地頭就該是解放鞋、短袖衫了。正因為如此，專家還會給面試的公務員講著裝，政府還會專門給官員培訓如何穿著打扮，這確實是官員需要略知一二的知識。

更重要的是，從官員的穿著打扮去識別官員不僅不是錯誤，而且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表哥”楊達才不就是從其所戴的一塊表發展到多塊表，再從多塊表查出了腐敗嗎？而作為廉潔指數較高的香港，他們的記者也是很重視從官員的穿著打扮發現問題的。例如，1998年，當時沈陽市長慕綏新曾經邀請一批香港記者到沈陽采訪，一位香港記者偏偏盯上了慕市長的一身“行頭”，從襯衫、領帶、西服、皮帶到皮鞋全是世界名牌，粗略估算也值幾萬港元。回港之后，這位記者在報道中提出，內地市長的月收入不過1000多元，慕綏新如何穿得起這么貴重的“行頭”？兩年后慕綏新果然被查處了。

由此觀之，觀察官員的穿戴確實是我們發現腐敗線索的一個重要途徑，我們還要繼續吸取這樣的經驗。作為紀委干部竟然對此不以為然，我們感到他的反腐敗水平還有待提高。同樣道理，披露王萍佩戴的項鏈、胸花、手表、手鐲以及戒指是很有意義的。如果確實價值不菲，那就需要查清其來源是否正當，是否屬于其經濟能力的可承受范圍。如果不是這樣，或許就是腐敗線索呢。不管舉報人出于什么目的，我們都應該贊成和理解公眾評論官員穿戴，官員應該禁得起老百姓的猜測、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