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日，國家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男涉嫌受賄一案在河北廊坊開庭審理。庭審中，被告劉鐵男表示，接受審查期間，結合親身體會“寫了如何反腐的建議”，認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審批權應當大量下放到市場，從源頭上解決政府不該管的一些事，完善制度，防止以權謀私。

站在被告席后面的劉鐵男，對于審批尋租之弊的認識，想必已經看得十分澄澈清明了。其關于“審批權應當大量下放給市場”的相關表述，也與時下的主流看法切近。

這樣的“現身說法”，顯然不無推卸個人罪責之嫌。畢竟，從2002年到2012年，劉鐵男利用其擔任國家計委產業發展司司長、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司長、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的職務便利，在項目審批、設立汽車4S店等方面，多次接受請托，單獨或與兒子一起獲取了價值3000多萬元的非法利益。如果完全將這種腐敗行為歸結于審批制度，也說不過去。

當然，透過劉鐵男案，確實也暴露出政府審批權過大，從而產生尋租的制度性弊端。縱觀劉鐵男被指控的幾項罪狀，其軌跡均是先有濫用審批權力，繼之企業予以回報。由此也可見，過多的行政審批、過細的政府干預、過于集中的審批權力，不僅市場主體要支付額外的腐敗成本，也嚴重破壞了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最終，為權力尋租買單的，依然是社會公眾。

以寧波PX項目為例，2005年，時任國家發改委工業司司長的劉鐵男接受請托，幫助核準了這一項目，事后，其子接受了企業一輛33萬元的轎車；而在2012年，因為市民反對，寧波有關部門表態堅決不上PX項目。然而，由于這場風波帶來的經濟社會損失，乃至行政成本，又該由誰負責？

不必諱言，在經濟轉軌過程中，部分政府部門仍習慣于以往的“全能型政府”，這就必然導致政府過多干預具體的經濟活動。行政審批的過多、過濫，一旦與負責官員的貪欲結合起來，只能導致“前腐后繼”的權力尋租。事實上，不僅劉鐵男是這樣，舉凡握有審批大權的部門，概莫能外。今年5月，一周之內，國家能源局副局長許永盛等4名官員被調查，即是例證。

因此，近年來國家不斷減少各級政府的行政審批權力，強化權力運行監督制約。在前不久的第八屆夏季達沃斯論壇上，李克強總理再次表示，進一步簡政放權，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一年多來，先后取消和下放7批共632項行政審批等事項。不僅如此，更要嚴控增量，遏制住行政審批邊減邊增、在清單之外變相審批等問題。

還要強調的是，打造一個公開、公正、透明的市場環境，既有賴于清除審批尋租之弊，也有賴于強化權力監督，約束像劉鐵男這樣的官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