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期間，南鑼鼓巷每天都是摩肩接踵、游人如織。被稱為“蜈蚣街”的南鑼鼓巷地區，其實還包括它東部與西部的各8條胡同，這里不僅完整地保存著元代的胡同院落肌理，而且還有著諸多的歷史遺存，蘊含著厚重的京味文化。然而，在游南鑼鼓巷時，筆者卻發現了不少令人遺憾的地方，比如：在介紹雨兒胡同的牌子上，將齊白石住雨兒胡同的時間說成了民國時期；將齊白石舊居畫室的對聯放成了“左手為上”,甚至把橫批當成了對聯。此外，在介紹“都一處”的牌子上也有兩處讓人匪夷所思的地方：一是“都一處”的原址好像就在南鑼鼓巷而不是前門外；二是將乾隆皇帝御筆題寫的“蝠頭匾”錯寫成了“幅頭匾”……
齊白石住雨兒胡同的時間
怎么能說是“民國時期”?
逛南鑼鼓巷，雨兒胡同是必去的。胡同東口有一塊銘牌，其上尾句說：“民國時期北海公園董事會會長董叔平、著名國畫大師齊白石先生的舊居均坐落于此。”這句話給人的感覺是，民國時期董叔平和齊白石先生都住在這條胡同。
董叔平無須多說。民國十四年（1925年）8月1日，北海公園正式開放，次日的北平《益世報》報道：開幕禮在“北海公園承光門內白塔山西側的慶霄樓舉行”.董叔平曾任經管公園事務的董事會會長。雨兒胡同離北海公園不遠，董叔平住在這里自然是得了近便。
齊白石住雨兒胡同卻不是民國時期。白石老人1919年57歲來北京做“老北漂”,經7年苦斗，1926年64歲在西城跨車胡同買了一座宅子。從1926年至1957年9月16日享年93歲（他自署97歲，差的這4年擬另文單說）的白石老人離世，這31年他基本上都安居“跨車”.院中的北房為防盜曾裝了鐵柵欄，因而成為著名的“鐵柵畫屋”.
30多年中只有1955年春至1956年春，白石老人住在雨兒胡同。為什么遷居一年？因為中央和北京市領導對老人的關心。一是他的房子實在老舊殘破，門窗不嚴，墻磚松動；二是他的兒孫輩數量不少，你找他擾，老人不堪其煩；三是1949年以后老人在國內外影響愈加擴大（1955年獲“國際和平獎”），他的居處也承擔著接受重要客人來訪的任務……于是，1955年春節后，周恩來直接安排，中國美術家協會具體落實，請老人轉移到建筑格局、管理水平等多方面遠勝“跨車”的“雨兒”.
為什么住一年又回去了？主要是生活習慣問題。原來兒孫一大群，現在來人進大門要登記獲批，老人又覺得有些冷清。于是，他給晚輩寫了這樣一張紙條：“予愿搬回跨車胡同老屋。數十年生活計（等計）習慣，兒輩宜善體老人心意。乃翁示。”周恩來得悉，布置了專人，于1956年3月21日將老人送回了“跨車”.
1955年春至1956年春，明擺著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啊！胡同牌上拿“民國時期”概述董叔平、齊白石居住雨兒胡同的時間，簡直是“穿越”了。
齊白石畫室的對聯
應該“右手為上”還是“左手為上”?
步入齊白石舊居，最先映入眼簾的是正房迎門墻上居中懸掛的白石老人的畫作和對聯：“大福宜富貴，長壽亦無疆”.正房東間有一架大床，為老人睡臥所在，西間一畫案，為老人的畫室。畫室鑲著一副木質隔扇，兩側鐫刻有一副對聯。右手（靠北墻）邊書：“壽本乎仁勿展無益之卷勿吐無益之語勿涉無益之境勿近無益之人”,其下署“恕庵書于琴劍書屋”;左手（南窗內）邊書：“樂生于智本書以求其質本詩以求其情本禮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動”,其下署“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屬”.面對這副長長的對聯，讓人不由得反復吟讀，再三品賞。
可是，怎么看著不對勁呢？從對聯主體的內容來講，“本”什么，是正面說，“本”字后面的“書”“詩”“禮”“易”分別指《書》、《詩》、《禮》、《易》；“非”什么，是反面說。先提倡而后警示，這種儀禮規范乃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再從對聯的落款看，“丁卯孟秋，叔平仁兄雅屬”是表達對受書者的敬意，本應為“上款”;“恕庵書于琴劍書屋”是書寫者留下的記錄，此為“下款”.這也是世代相傳的寫對聯的規矩。
齊白石舊居畫室中的對聯將“勿”……連同“下款”都擱在了“上聯”的位置，“本”……連同“上款”卻放在了“下聯”的位置，明顯放反了！不僅如此，這副對聯上下聯開頭各四個字“壽本乎仁”與“樂生于智”,被放得位置更是貽笑大方，這8個字本是這副對聯的“橫批”!
畫室對聯的正確狀態應該是：右手：本書以求其質本詩以求其情本禮以求其宜本易以求其動。叔平仁兄雅屬。左手：勿展無益之卷勿吐無益之語勿涉無益之境勿近無益之人。丁卯孟秋恕庵書于琴劍書屋。橫批：壽本乎仁 樂生于智
董叔平住的時候不會這樣反著放，因為“上款”就是“叔平”,不可能出現如此紕漏；齊白石住的那一年也不會放反，因為他住過來時主體還是當初的原樣。問題或許出在2012年翻修時，這次翻修的具體施工是當年工程隊的木匠。大家知道齊白石是個“老木匠”,老木匠的住房，“小木匠”翻修時出了謬誤？這么一撂已有五六年了，難道我們只是責怪“小木匠”嗎？
“都一處”的“蝠頭匾”
為啥變成了“幅頭匾”?
沿南鑼鼓巷北行，在秦老胡同北側有一家中華老字號“都一處”.門口的一方銘牌上寫道：“都一處燒麥館創辦于清乾隆三年（1738年）。乾隆十七年（1752年）除夕之夜，乾隆皇帝微服私訪回城，見前門大街只此一家尚在營業，頗有些感觸。進店用餐，十分滿意。當得知此店尚無正式店名時，乾隆便說：……就叫’都一處‘吧。不幾日，宮中太監送來幅頭匾，上刻乾隆皇帝御筆題寫的’都一處‘三個大字。店家此時方恍然大悟，急忙將幅頭匾及乾隆坐過的椅子供奉起來……”如此這般的說明，難免造成初來乍到的游人以為這家就是“都一處”!
稍了解北京歷史掌故的人都知道，“都一處”的原址本來是在前門外。在“后門”（地安門）外的這家“都一處”,顯然是借老字號的牌子開的“連鎖店”或“分號”.可現在這個牌子上的介紹卻明顯的似是而非，很容易給人以誤導，造成文化歷史知識上的混亂。“都一處”的品牌效應不錯，講明“后門”外這個“都一處”與前門外的原址“都一處”雖有“血緣”關系，但并不是一回事，恐怕也沒什么不好吧？
而且，這個介紹中還兩次用到“幅頭匾”一詞。“幅”,多用作量詞，如“兩幅畫”、“一幅對聯”……那什么叫“幅頭匾”呢？無解。原來，這里的“幅”是個錯字，“幅頭匾”本應是“蝠頭匾”.“蝠”在這里的實際意義是“福”,這是傳統文化中常用的“諧音”修辭手法。“福”原本是個抽象的物事，怎樣表達？于是古人想到了“蝙蝠”中的“蝠”,一是解決了同音借代，二是采用了蝙蝠的形象。此法極為常見：用“鹿”的形象來表示“祿”,用“綬帶鳥”的形象來表示“壽”,用“喜鵲”的形象來表示“禧”……不勝枚舉。所謂“幅頭匾”者，實應是“蝠頭匾”啊！
除此之外，板廠胡同的牌子也有疏漏，這塊牌子上的文字介紹是：“建國后朝鮮駐華大使館曾設在19號院……30、32和34號院是清末蒙古科爾沁王僧格林沁府邸的一部分……”其一，說朝鮮大使館曾“設在19號院”有誤，朝鮮大使館應在帽兒胡同13號。其二，提到板廠胡同的僧王府，不應忘卻一個重要人物--朱家溍。他曾在板廠胡同34號（新門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住了60多年，朱家溍臥室的門楣上曾懸掛有啟功先生為他題的“蝸居”牌匾。
朱家溍（1914-2003年），字季黃，朱熹二十五世孫，故宮博物院貢獻卓著的專家，太和殿中的那座“龍椅”就是他主持修復的。朱先生在南鑼鼓巷住過帽兒胡同7號（舊門牌）“可園”,帽兒胡同15號（舊門牌）的婉容舊家，板廠胡同原僧格林沁王府西院是他在南鑼地區住過的第3處居所，這座宅院是他父親朱翼庵先生購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