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居廟堂，而有高邁
出生于徐州的李可染其實是一個苦孩子出身，其父先為農民，后為漁民，雙親均是目不識丁。李可染因為好奇而早入藝途，因為穎異而常遇貴人，年少時有鄉賢錢食芝提攜，繼而得林風眠賞識，復而為徐悲鴻推崇，更有齊白石、黃賓虹并世兩昆侖為其靠山……而李可染成就大業的根本原因則是他自身追求的高邁。
李可染直到年屆74歲時的1981年，才擔任舉旗不掛帥的中國畫研究院院長，一生的絕大多數時期只是一個藝術家、一介布衣，但他的一生所系，主要是通過藝術而關乎天下與民族。年輕時，他以藝術而投身民族獨立與人民解放事業，在杭州參與的“一八藝社”等進步學生運動是一個藝術青年的熱血之舉，在家鄉徐州從事的喚起民眾工作、在武漢等地創作的許多抗日宣傳作品則是一個藝術家的社會擔當。到了晚年，李可染作為一個藝術大家，參加了大量的公益活動與慈善事業，赤子之情與仁愛之心是李可染藝術的人文基石，深厚而又廣大。
其人文思想化入藝術，則是他把自己的藝術探索與藝術創作始終歸結為藝術時代性的提煉與總結。早在杭州國立藝專求學時，他以中國畫底子而轉入西畫專業，且后來居上，在于他學習的勤奮與思想的活躍。20世紀40年代前期，他應邀擔任重慶國立藝專講師時，提出“以最大功力打進去，以最大勇氣打出來”,深入傳統堂奧，由文人畫而及宋元畫理、漢唐氣象。50年代初，他和張仃等人有感于元明文人山水畫的清疏與清代院體山水畫的刻板，大膽地深入生活、深入自然，且堅持不懈，從而開辟了山水畫的新天地。60年代初，他把學習所得、生活所得、思想所得轉化為藝術所得，采一煉十，由對景寫生轉向對景創作，完成了個人藝術面貌的塑造與展開，同時確定了20世紀下半葉中國山水畫藝術的時代坐標。更為重要的是，70年代中后期至去世之前，他在“為祖國山河立傳”的旗幟下，以雄厚精進的創造力，把個人所有轉化為時代所有，把藝術所有轉化為歷史所有。
李可染一生的主要社會角色是教師，正是在課堂上手把手教學的過程中，正是在帶領學生外出寫生的路途中，李可染通過言傳身教，把自己的人生色調敷設在年輕學子的底版上，把自己的思想情懷浸漫進年輕學子的腦際里，把自己的探索追求擴大為師生共同奮斗的事業。李可染以寂寞之道，創立了中國美術的“苦學派”.李家山水不僅豐富了中國山水畫圖式寶庫，更讓20世紀的中國山水畫可以無愧千古，笑傲江湖。
不處江湖，而得縱逸
李可染弱冠時即以大字榜書而讓鄉親們紛紛登門求春聯。年輕時，他的個人展覽會舉行，徐悲鴻等名流或以作品交換，或付錢相購。上世紀60年代，北京榮寶齋銷售其作品，價格已然不低。80年代初，香港藝術品拍賣會上，李可染的作品便高逾數萬。這些年來，其作品在海內外，無論是畫廊經營，還是拍賣，行情都是一波未了一波又起。他與齊白石、徐悲鴻、傅抱石、張大千組成的第一方陣，帶動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不斷上揚，體現了中國藝術品市場的基本走勢。
其實，李可染在中國藝術品市場發展的任一階段，都只是順其自然，他不排斥市場，不討厭金錢，不拒絕收藏，但他不喜歡哄抬炒作，也不愿意獨享其成，更不愿意讓市場牽著自己的鼻子走。
他始終是一個嚴肅的藝術家、一個辛勤的耕耘者。
李可染多年以畫牛作為應酬的手段，因為畫牛比畫山水要輕松一些，快捷一些，也因為他筆下的“牧童遙指杏花村”,遠較他那黑乎乎的山水，更讓一般觀眾喜歡。其實，他在花鳥與人物方面下的功夫也是窮追究竟。在重慶藝專當講師時，他著力研究中國畫的文人畫傳統。他崇尚文人畫的清朗與率真，其筆下的人物無論是高人逸士還是仕女走卒，都放逸恣肆。1947年，在北平國立藝專任教時，他登門拜齊白石為師，直至老人去世，整整十年，他有空即為老師磨墨抻紙，虛心討教。不僅白石老人大寫意花鳥畫的磅礴氣勢在李可染的牧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其拙樸的民間意味還在李可染的書法、山水中得到了積極的響應。
求學于杭州國立藝專時，李可染認識了印象派作品的光感，并在后來的藝術創作中，讓其在中國畫的墨色中變化閃爍。上世紀50年代，李可染多次去浙江寫生，在杭州時，他住在黃賓虹先生家數日，于朝夕相處間，于筆起墨落中，尋求老師的思想軌跡，印證藝術的真諦。在對北宋山水、特別是范寬藝術的研究中，他確立了壁立千仞山體圖式，并賦予這種圖式以紀念碑之意義。在追隨并實現黃賓虹“渾厚華滋”藝術理想時，他將筆法確定在魏碑之拙辣，而重點尋找、擴充傳統墨法、甚至包括黃賓虹“七墨”的表現力與沖擊力，在北派山水的渾厚中增加了圓融幽微，在傳統山水的意象世界里開始了抽象，由此，時代感與歷史感、個性與藝術性在一片交響中融匯成既高昂而又縱逸的李可染藝術。
李可染的藝術因其影響的廣大而早有學術定位與市場行情，如今，當他的作品《長征》拔得中國近現代藝術拍賣市場頭籌時，我們應當看到這位天才型的藝術家的偉大成就其實是平地而起的豐碑，一磚一石，都是他以汗水與智慧撿拾、堆壘的，更為重要的是，中國藝術品市場應當如此--以豐厚來回報偉大藝術家的創造。
據微信香港文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