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新聞“快閃”的時代，一些新聞熱點井噴之后，卻被冷卻了。每至年底，“爛尾新聞”都成為公眾心里揮之不去的心結。媒體紛紛通過盤點和回訪等，試圖叫醒那些“假寐”的部門和單位。新華社組織網民推選出了2014年十大“爛尾新聞”，包括河南艾滋病拆遷、一筆糊涂賬之城市停車費去哪了、湖南公職人員獵槍射殺村婦等“上榜”。遲遲劃不了句號的新聞到底“爛”在哪里了？圍繞公共事件的信息公開，已經淪為一場公眾輿論和某些責任方比拼耐力的角逐游戲：你使三板斧，我打太極拳；你耍回馬槍，我念拖字訣……你來我往中，公眾迫切要了解的真相和結果模糊依舊。

公共空間堆積著大量“爛尾”或“斷頭”事件，這是一種怎樣的容忍？或許在相關事件中也存在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內部做了處理，卻對外并不聲張，但這又是一種怎樣的危機處理與輿論應對？美國學者伯納德·科恩說過：“在多數時間，報界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怎樣想時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訴它的讀者該想些什么時，卻是驚人地成功。”但大量爛尾新聞的出現不免讓人又覺得，媒體有其議程設置功能固然是好的，但公共事務僅僅依靠媒體的發動與指引，卻不免失之偏廢。它的一個后果便是，要么顧此失彼，要么有始無終。

若說“爛尾樓”是一座城市的傷，那么“爛尾新聞”又是誰之傷？一方面，公共的不應有始無終，另一方面，并不是說必須要給公眾一個交代，而是基于行政公開以及“權力在陽光下運行”的基本倫理，相關部門不存在對公共事務私下處置的理由。而使公眾知情，亦是使得公眾監督權可以實現的起碼方式。從這個角度說，每一則“爛尾新聞”都是一次未完待續的輿論追問，每一則“斷頭新聞”都有著需要得到求證的行政態度。

在諸多“爛尾”或“斷頭”新聞的背后，很難說不存在一種僥幸心理。那就是在海量信息時代，由于公眾總是難免喜新厭舊，而媒體的關注也常常掛一漏萬，淺嘗輒止，所以就使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在應對公眾輿論時“以時間換空間”的做法成為可能，于是也就有了“轉移公眾視線”的說法，并使得一些看起來很重大的事件，因為另一起更讓人關注的事件發生，轉瞬間便不再受到追問。新華社的報道亦指出，一些新的輿論熱點會轉移公眾注意力。如2014年下半年，先是昆山爆炸事故，讓麥當勞肯德基等跨國快餐企業從供應商黑幕曝光中“脫身”；緊接著，黑龍江省三名嫌犯殺人越獄，又為這起爆炸事故充當了“新聞救兵”……

公權力需要向公眾權利尋求認同與理解。當媒體越來越多地關注到“爛尾新聞”，其實已經表明，每一起未竟的事件處理都不可能在公共領域中遁于無形。我們有必要反思，先前那種被一些地方視為法寶的“轉移視線”或“淡化處理”的方式，是否足以搪塞公眾輿論的“悠悠之口”。與此同時，面對輿論關注所代表的民意與權利，除了真誠與公開，相關部門還有多少空間可以蒙混過關，除了真誠與公開，還有什么其他的辦法可以重建公信與權威。

“艾滋病拆遷”不能一拆了之，“城市停車費”也不要不了了之。“斷頭”需要手術，“爛尾”亦需重建。這不僅關乎行政問責及公共事件處理機制是否通暢，亦關乎行政品質以及政府公信的塑造。我相信，就像在一個成熟的社會中，公眾不會對已經發生的事件產生“習慣性遺忘”一樣，在一個完善的法治體系下，對公共事件的處理也必然不會因為輿論的轉移而受到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