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12次會議舉行聯組會議，結合國務院關于統籌推進城鄉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工作情況的報告進行專題詢問。國務院副總理馬凱在回答委員詢問時表示，現在的養老保險繳費水平確實偏高，“五險一金”已占到工資總額的40％至50％。

據悉，在全球12個社會保險費費率超過40%的國家中，11個分布在歐洲，另外1個就是中國，連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費率也都在40%以下。在社會保險費費率問題上俯瞰他國，確實不是一件能夠讓人高興得起來的事。

更重要的，高費率還僅僅是一個層面的問題。因為，歐洲11個高費率國家，對應的是高福利，亦即企業不需要因為裁員而面臨來自政府的壓力，政府也不需要因為企業裁員而遭受穩定的壓力，員工更不會因為失業而使生活失去保障。在這些國家，由于福利過高，很多人已失去了工作的熱情。而我國，高費率對應的是較低的福利，社會保障力度有限，很難承擔起社會“穩定器”和“和諧儀”的作用。

由于社會保險費費率過高，在國民收入總量占比偏低、財政收入又連續20年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其對員工工資和企業積累的擠壓也在不斷加深。對員工工資擠壓的直接后果，就是個人消費能力日趨不足，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日趨下降。對企業積累擠壓的后果，則是企業投入能力降低，可持續發展動力減弱。

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在一系列政策的作用下，我國經濟仍然面臨下行壓力，就與國內需求不足密切相關。這種不足，既包括居民需求不足，也包括企業需求不足，既包括生活需求不足，也包括生產需求不足。下半年以來，美國經濟為什么會出現強勁復蘇的勢頭，就是因為個人消費發揮了關鍵作用，企業投入也出現了明顯復蘇。

毫無疑問，加快社會保險制度改革步伐，建立一個能夠充分體現社會公平的合理的社會保險費分擔機制，就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個課題。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盡快破解社會保險制度，加大國家財政對于社保的補貼力度，減輕個人和企業的負擔，使社會保險費費率逐步降至30%~35%的水平。即便如此，我國也處于全球30%的高費率國家范疇。在此基礎上，加大財政改革力度，提高財政的公共屬性，將更多的財政資金投入到社會公共事業、公共福利之中，使社會保障的整體水平提升，給國民更多實實在在的福利。

為了增加社會保險資金的來源渠道，建議在目前國有資本金收入劃轉、國企上市股權劃轉的基礎上，能夠讓社保基金參與國有企業改革，直接投資國企，尤其是企業整體上市，應至少讓社保基金持股10%以上，從而使社保基金有更多的穩定收入來源。

總之，企業個人社保“減負”迫在眉睫，但解決社保費率過高的思路不能局限于就費率談費率，而必須透過費率看其背后的問題，從而采取更具針對性的措施和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