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最高法院相關負責人在相關會議上透露， 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指導意見即將由最高法院、公安部、最高檢、民政部四部門聯合發布，指導意見對監護權怎么調整、怎么轉移、怎么恢復都將做出明確規定，其中強調，對那些沒有資格、沒有能力監護的監護人，要剝奪其監護權。（11月26日澎湃新聞網）

一個人明明沒有教育孩子的品格和能力，卻還是充當著孩子的監護人，由此制造的悲劇，這些年并不鮮見。比如，“南京餓死女童案”、“貴州父親殘忍虐待親生女兒案”等事件，就暴露出監護人嚴重侵害未成年人權益，也反映出我國在未成年人的監護監督方面存在較大缺失。

按照中國人傳統倫理，孩子完全是屬于父母的，父母甚至對孩子擁有“生殺大權”。盡管現代法律在不斷清除這樣的封建傳統，但是，文化倫理的積習非常嚴重，很難被徹底清除。現行的未成年人保護法、民法通則等法律，涉及剝奪父母監護權的問題，盡管有這方面的意旨，但內容特別寬泛粗糙，缺乏執行層面的具體規定。

要剝奪“問題家長”的監護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即便是四部門將聯合發布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指導意見，也還是停留在“意見”和“指導”的層面，從某種程度上，也意味著缺乏法律的剛勁，離真正現實生活中落地無疑還有太遠的距離。從這個意義講，現在，關注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指導意見，應該將其視為一種最重要的制度文化，來發揮其警示價值，同時催發相關部門更加重視如何管理中國孩子監護人問題，驅動更高層級更有利于落實執行的制度出臺。

在西方，剝奪“問題家長”監護權，就是一種法律常識。以電影《刮痧》中情節為例，美國醫生給中國小孩例行身體檢查時，偶然發現孩子背上有刮痧留下的印痕，就立刻電話報警。隨后，警方不僅通知兒童權益保護機構出面，甚至決定暫時剝奪孩子父母的監護權，父母也將被告上法庭。出現這種現象，是因為美國關于未成年人保護的立法，則很少考慮到中國那種“家長制”因素，而是更多地把視角放在權利上，更加注重與聯合國的《兒童權利公約》進行對接，更加注重以自由、平等的理念，構建起未成年人監護制度。

對未成年人權利的強調，同時也就意味著對家長必須承擔相關的責任。比如，從2007年1月1日起，美國德克薩斯州通過禁煙法令，明確規定，家中有未成年兒童的父母，即使孩子不在家中，也將嚴禁在自己家中吸煙；美國法律還很明確的規定，家長不得將未成年人獨自留在家中，否則的話，將對家長做出嚴厲懲罰，甚至可能取消家長對孩子的監護權。如果中國法律也能這樣剝奪“問題家長”監護權，“南京女童餓死家中”這樣的極端事件或許就不會發生。

一個走向文明和法治的國家，應該為孩子始終提供慈母般的呵護，為此，也就必須杜絕孩子遭受“問題家長”傷害的現象。盡管讓變更監護人的孩子融入社會，對這些孩子進行生活教育，需要更多配套制度，需要投入更多的公共財政，但是，這絕對不應成為以制度剝奪“問題家長”監護權的原因。現在，未成年人監護干預制度指導意見即將發布，希望這個制度前進的一小步，能夠驅動法律完善的一大步，讓對未成年人保護迅速走出陳舊傳統，讓未成年人監護干預迎來徹底的制度轉身，釋放出最大的制度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