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朝陽某大學醫學專業大三女生劉某到福建省福安國稅局參加暑期社會實踐，國稅局設宴招待，局長趙惠忠等人設法灌劉某喝酒，酒后又將其帶到賓館進行強奸。目前，趙惠忠因涉嫌強奸已被刑事拘留并免職。

　　在大學生社會實踐中，這當然只是一起個案，我們不能因此說社會很險惡，也不能因此說官員都如同禽獸，但起碼可以說社會的確有險惡，官員中也的確有禽獸。因此，這起個案對于擬參與社會實踐的大學生來說，應該有警醒作用，而尤其值得反思的，是高校之于大學生社會實踐的前提性準備。

　　自己的學生參加社會實踐卻遭到侵犯，身心受到嚴重損害，不知道學生所在學校有無一點愧疚？校方自然可以說，大學上到三年級，都是成年人了，應該有一些辨別能力和自我保護能力。這固然沒有錯，但我們也知道，現在的大學生大多是從學校到學校，書本上學到的都是真善美，假丑惡仿佛只是歷史上的陳跡，而其活動范圍又不出家庭和同學朋友圈，與現實社會實在很有些隔膜。事實上，很多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乃是他們真正接觸社會的開端。因此，負責任的高校，對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不能沒有切實的指導。

　　然而，如今不少高校對學生的就業指導都流于形式或干脆沒有，更不必說針對學生社會實踐進行專門的培訓教育。沒有相應的實踐指導，大學生社會實踐就失去了根本性前提，他們的社會實踐活動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淪為盲目的行動。相信不少人都有這樣的觀感，一些大學生到一個單位實習幾十天、幾個月，他們學校的工作人員也從來不曾過問，仿佛他們都是些斷線的風箏。倘若學校不指導、不關心學生的實踐活動，則他們的實踐效果除了自己主觀努力，就只能是“碰運氣”。

　　如今不少高校及高校教師熱衷于社會活動，卻不對自己的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予以必要的指導，豈非咄咄怪事？學生一出校門即遭受無法愈合的傷痛，是否會有良心不安？為什么不能結合以往的經驗教訓，抽出人力對擬參加社會實踐的學生進行必要的輔導培訓？提醒學生在實踐期間注意人身安全，難道是多此一舉嗎？提醒學生在實踐中如何與人相處，難道是不必要的嗎？學生在實踐中拒絕宴請一類的誘惑，難道不是應知應會應為的嗎？

　　沒有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現在看來還可能是危險的實踐。有的大學生參加社會實踐不過是為了有一個好看的履歷記錄，有的則是為未來的工作單位探路鋪墊，這當然無可厚非，但過度功利，只會使社會實踐遠離初衷。比如，醫學專業的大學生搞社會實踐，為什么要到國稅局去為那些享有公費醫療的人進行體檢？就是在小區擺一張桌子，掛一個橫幅，為居民體檢的同時了解一些社情民意，其實踐價值和社會意義也會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