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漢代以來，位居古絲綢之路重要地段的甘肅，成為古代政治、經濟、文化的要地。昔日的輝煌在文化藝術上發出了光芒四射的光輝。這和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其密切的關系。西漢時期，國家的空前統一強盛，經濟的繁榮發達，人民生活的穩定，文化昌盛，這一切必將在各個意識形態領域里反映出來。尤其是西漢漢武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非常燦爛的一個時代。漢武帝憑借前期所積累的財富與漢景帝所完成的全國統一，對外加強交流，對內有所創建，造成軍事文化的極盛時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政治、經濟的發達強盛，造成了文化的繁榮，我省的敦煌就孕育出了中國書法史上的草圣———張芝，以及索靖。此后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皆有杰出的文化名人相繼問世。清代的朱克敏就是其中的一位杰出的書畫家。

　　朱克敏（１７９２年—１８７３年），字時軒，號游華山人、鳳林山樵，晚號太華山人，頤道人。甘肅皋蘭縣人。

　　生于清乾隆五十七年，自幼攻讀經史，博覽群書，書畫俱佳，長于詩文，在隴右頗負盛名。清代以來流傳于世的書畫作品甚多，除甘肅境內，外地也有所流傳，在北京故宮的書法藏品中也有其佳作，多受世人矚目，尤其在書法上所下功夫甚深，篆、隸、真、行、草諸體皆備，最有創建的當屬隸書。這與其所處的這個時代相一致，打破帖學壟斷，順應包世臣、康有為上溯六朝碑版以及秦、漢、魏、晉金石文字，下承碑學大興的“碑學期”時代，加上他勤奮鉆研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走出了一條獨具特色的“朱體隸書”。

　　朱氏所處的時代適逢“康乾盛世”，這一時期是清王朝的鼎盛時期，其與漢代“文景之治”和唐代“貞觀之治”皆為中國歷史上的太平盛世。社會經濟的繁榮，并開“博學鴻詞科”倡導古文化，給文化也帶來了生機。清代的泛古思想導致文化藝術的全面擬古與觀念的泛化，當然，作為地道庶民藝術家的朱克敏，也無法回避這個現實。對于文人于“齊家治國平天下”冷漠局面的標舉與崇慕，也無法改變日漸窘迫的生活，朱克敏依然是家境清寒，聊以教書為業，一生致力于書畫，僅以筆墨糊口，布衣過街牽驢行，滿腹坦蕩經綸事，卻落得一個窮文人形象。當然這種低微的出身，并未阻礙其對藝術探索的步伐，但或多或少地影響了其對書畫藝術的重新認識。歷代文人“學而優則仕”的古訓一直貫穿著其書畫藝術創作的全過程。朱克敏的書藝靠自己的艱苦耕耘，不斷投拜名師，博采眾長，一步步地走上了一條成功之路。在他的一首題菊詩中這樣寫道：“書畫消磨四十年，三秦到處姓名傳。而今再寫輞川蔻，猶是秋風八月天。”可見當時秦隴一帶對其藝術已得到認可，藝壇也推崇有余。據說左宗棠在蘭州時，收禮只收朱克敏的字，它物一概謝絕。

　　尤其是道光年間，幸遇政治家、思想家林則徐，與朱克敏結緣，并倍加賞識，直至林則徐被貶伊犁召還代理甘陜總督，仍惦懷朱氏身世，交往甚篤。身為朝廷命官、封疆大臣的林則徐，賞識和推崇一介布衣朱克敏的才學和藝術，使得朱氏聲名大震。

　　朱克敏的書法，猶以隸書為最，取法莊嚴渾厚的《衡方》、《閣》、《三公山》、《校官碑》等，加以自由豪邁的《石門頌》，優美秀麗的《曹全碑》、《乙瑛碑》。其筆法多同于鄧石如。以其個人的審美趣味來改造隸書，發展成為自己氣魄博大的風格，它不同與鄭板橋的“七分半書”，也不同于伊秉綬的“八分”之體，以其自身的閱歷、身世、才學凝結的心智，追求一種雄括、含蓄、靜穆之美。

　　在其隸書“活計敲詩讀畫，生機養竹聽松”一聯中，透露出一種恬淡與閑適，如“養、計、詩、讀”等橫畫的纖細與“生、活、聽、畫”等字線條的粗細對比中，可看出書家“無意于佳”且“隨處立真”的自然心態。代表了其書法成熟階段的風格，具有其作品的典型特征。四圍方整，不斤斤計較于隸書的蠶頭燕尾，體勢茂密充實，穩健平直，具有較強的魄力，二邊行書落款，回轉盤于隸書兩邊，和協相融。從美學的角度來看，這一博大的氣魄表現出的不是優美而是壯美，猶如孟子所肯定的神奇意境：“充實而有光輝謂之大，大而化之之謂之圣，圣而不可知之謂之神。”這幅隸書從其落款可以看出是其晚年八十二歲時所書，可謂是“人書俱老”，在形式上以一種粗獷、激蕩雄偉的特征，給人以驚心魄的審美感受。

　　同時，在朱克敏的真書、行書、草書作品中，也能感受到這種激蕩人心的心理體驗。其真、行、草書作品均受時風所致，追求漢唐雄風。清代包世臣在《自跋草書答十二問》中寫道：“真書雖不入晉，其平實中變化，要自不可及。”朱克敏的真書有六朝氣象，力追真率，無絲毫做作之氣。觀其冊頁《坤象》篇，體勢開張，左高右低，欹側取媚，端莊安詳，意與古會。行、草書作品稍遜于隸書，取法高古宏闊一路，清健雄奇，直追顏魯公，尤于《爭座位稿》用功備至，曾反復臨習，深得其筆法三味。作為書法家的朱克敏，不僅上追魏晉兩漢碑版刻石，而且下及宋元明清諸法家名帖，對“宋四家”蘇、黃、米、蔡諸法帖作過認真的臨習與研究，力爭如《書訣》中所云“行筆而不停，著紙而不刻，輕轉而重按，如水流云行，無稍間斷，永存乎生意。”書法作品中無喧囂氣，無世俗氣，作為一介布衣書生，這一點猶是難能可貴的。

　　朱克敏的繪畫，多以水墨花鳥畫見長，間寫山水、人物。由于清代繪畫相對統一在“四王”和“四僧”為基調的美學對峙上，體現出一種清新的世俗生命意味，由于石濤畫學系統的確立，最終使得中國繪畫學思想體系的全面營建成為可能。

　　在這種情境中的朱克敏，一方面無法回避作為古代文人對于繪畫的基本認識，“文以載道”、“畫為心聲”。因此，繪畫作品多言志、抒懷，表現出文人畫的一般特征。所以說，朱氏的繪畫屬于文人畫的范疇，基本上是以學養涵天機。另外，在其繪畫風格上，對于民間繪畫的借鑒多以表現繪畫意象，同明清大多數畫家相一致。

　　由于清代整體繪畫風格呈現出一種蕭條淡漠之氣，這種以精神層面來提升技術技巧的方式是清代繪畫的一大特征。朱克敏的繪畫，從本質上說是以繪畫實踐回應這一特征。在花鳥畫中，朱克敏選擇了菊花作為喻象來表現繪畫意象，晉陶淵明筆下“秋菊有佳色，哀露綴其英。”以其“春露不染色，秋霜不改條。

　　”（袁山松《菊》）的秉性贏得歷代文人墨士青睞。朱克敏的墨菊，以表現菊花的精神以自慰。多以水墨潑墨為主，用書法的線條入畫，畫中有書，書中有畫。

　　《頤園論畫》中道：“惟文人墨士所畫一種，似到家似不到家，似能畫似不能畫之間，一篇書卷名貴，或有仙風道骨，此謂之逸品。”朱氏墨菊，古質且新穎，似有滄桑的歷史感浮現，傲霜凌寒，勁節華瀚。非有半世苦功而不能臻斯境界也。在題一幅《菊石圖》中畫家這樣題道“一幅黃花一首詩，一詩一意自家知?；☉ξ夷陮⒛海倚ㄩ_九月遲。

　　”畫家達觀自適的心態表露無疑。“介亭書法介蘭亭，昆仲時軒筆硯馨。片紙如金人共寶，隴頭松竹萬年春。

　　”這首盛贊朱克敏、唐璉書畫雙峰并舉的詩句，絲毫不能掩蓋朱克敏對于藝術的畢生追求與探索，“山高云不遮，源遠流必長。”謹以此文懷念朱克敏獻身藝術、獻身教育的一生。

　　注：此文摘自《清朱克敏書畫研究》一書（未脫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