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橋梁，具有悠久歷史和卓越成就。據《史記·殷本紀》記載：帝紂（即殷紂王）“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而盈鉅橋之粟”.關于“鉅橋”,東漢許慎注解為“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也”.《水經注·彰水》說：“衡彰水北經鉅鹿，抵閣西，舊有大梁橫水，故有鉅橋之稱。武王伐紂發鉅鹿之粟以賑殷之饑民。”關于“梁”,許慎《說文解字》說：“梁，水橋也，從木從水，刃聲。又，橋，水梁也，從木橋聲。”清段玉裁《段氏說文解字注》對“梁”的解釋是：“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十一月輿梁成。’《國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詩·大雅》：‘造舟為梁。’皆今之橋制，見于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以上是見于文字記載的比較早的橋梁。
幾千年來，歷代人民經過辛勤勞動和反復實踐，在長河急流、風濤鼓蕩之間，架起了一座座堅固美觀的橋梁。我國古代的橋梁建筑，不僅數量多，而且在技術上也是走在世界前列的。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由于各個地區的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的不同，為了適應不同地區的不同需要，出現了各種不同形式、不同結構的橋梁。如華東地區的薄墩連續薄拱橋，華南地區的石墩石梁長橋、西南地區的索橋，華北地區的敞肩石拱橋，西北地區的伸臂木梁橋以及中原地區黃河上的浮橋。橋梁構造雖然因地而異，但最后往往會在全國范圍內推廣采用，只不過因各地具體環境、條件的差異而有所側重而已。
浮橋又稱舟橋，是最早出現于我國古文獻中的一種橋型。在沒有修固定橋梁，或限于當時的技術條件或其他原因尚不能修固定的橋梁時，出于交通需要，就修造了浮橋。
浮橋的起源很早《詩經》有載：“親迎于渭，造舟為梁”.這就是以舟為梁的浮橋。我們知道，早期的橋，多數只能建筑在地勢平坦、河身不寬、水流平緩的地段，技術簡單，比較容易解決。早期橋的形式，不外聚石培土，或是木梁栓式的小橋。而在水面較寬、水流較急的河道上，只能采用另一種方法--造舟為梁。前面所說的周文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即是如此。但應該說明，古時的浮梁與后世的浮橋有所小同，古時的浮梁多是一次性使用過后即拆除，因而使用時間短暫，無須經久耐用。
黃河上的浮橋，歷史既久遠，數量也很多。
《春秋·昭公元年》載，公元前541年夏，秦伯之弟針出奔晉，“造舟于河”,就是造舟橋過黃河。據《初學記》考證“公子針造舟處在蒲坂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橋址在今山西永濟縣，西接陜西朝邑縣。
《史記·秦本紀》載：“秦昭襄王五十年初作浮橋。”河橋的地點也在蒲津橋處。
漢代，在黃河上游的青海貴德榆谷附近，曾因軍事目的修建過浮橋。《水經注》載：“永元五年（93年）貫友代聶尚為護羌校尉，攻迷唐。斬獲八百余級，收其熟麥數萬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麥。且作大船，于河峽作橋，渡兵迷唐，遂還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復與鐘存東寇而返。十年，謁者王信、耿潭，西擊迷唐，降之。詔還大小榆谷、迷唐謂漢造河橋、兵來無時，故地不可居。此外，晉朝在黃河上有名的浮橋還有河陽浮橋，此橋又名盟津，或稱盟津浮橋。
唐宋以降，我國古代橋梁的發展進入了全盛時期。
五代時后唐莊宗曾在黃河上架設過臨時性軍用浮橋。
宋代的浮橋就更多了，如宋朝曾在熙寧六年（1073年）的同一天下令在黃河的兩個渡口建浮橋。
蘭州自古是中西交通的重鎮，而黃河自西向東橫穿蘭州全城，成為阻隔南北交通的天塹。為了西北邊疆的安寧，必須溝通蘭州黃河南北兩岸的交通。雖然 在唐代之前，官府和民間沿河多設津渡，用船筏通往來。但是，這種設津渡通往來畢竟不方便，而且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交通問題。為了改善蘭州黃河南北兩岸的交通，唐代在今河口架設廣武梁。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年），大理卿劉元鼎便是過此橋出使吐蕃的。宋神宗熙寧六年（1073年），在河州安鄉城（今蘭州附近）黃河渡口建浮橋。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年），北宋收復蘭州，修復金城關，并在關下設浮橋。不過，這時的浮橋多是軍用浮橋，軍事需用過后，浮橋便被拆掉。
蘭州第一座比較固定的浮橋是建于明初的鎮遠浮橋。
蘭州鎮遠浮橋始建于明朝洪武五年（1372年）。當時，明征西將軍宋國公馮勝追擊王保保的殘余勢力，為過河進攻王保保的最后據點--王保保城，派守御指揮僉事趙祥在城西七里許建造浮橋。王保保城南臨黃河，東臨大沙溝，西、北依山，居高臨下，地勢雖然險要，但馮勝率軍過河后，很快攻占了王保保城，王保保本人棄城逃往蒙古。馮勝征西戰爭取得勝利后，就把浮橋拆了。
洪武八年（《甘肅通志》、《甘肅新通志》、《蘭州府志》等均為洪武九年），明為了進一步鞏固西北邊陲，朝廷派遣衛國公鄧愈率師平定河西。為了行軍和給餉的便利，衛國公在蘭州城西十里的黃河上建造了一座浮橋。這次浮橋再沒有拆除，保留了下來，取名”鎮遠浮橋“.但是，這里河水湍急，河岸不牢固，大家都認為浮橋不太牢固，應更換橋址。
洪武十七年（據明·徐蘭《鎮遠橋記》），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廉帶著下屬多人去城北黃河察看，發現這里河水比較平緩，并且認為這里離城近而且容易守衛，謀算在這里改置浮橋。于是，幾天后他們親自詢問城中父老，征求他們的意見。父老們表示在金城關建置浮橋比較合適。回到衛府后，楊廉又和同僚商議大家都同意在金城關建置浮橋。接著，楊廉上報陜西都指揮使批示。
陜西都指揮使司接到蘭州衛的請示報告后，不幾天就批示同意。等到這年六月，官府便開始召集造橋工人和工匠，做移置浮橋的準備工作。第二年春二月，”冰解齋祓“,楊廉率領衛所官員先祈求神靈 （河神）保佑，表現出十分虔誠的樣子，然后對工匠、民工作
了動員，希望他們齊心協力，盡快把橋建成。不久，浮橋終于建成了。
是怎樣把浮橋架設在波濤洶涌的黃河之上的呢？
第一次建橋的情況因沒有文字記載不清楚，但根據以后每年冬拆春建的情況，以及其他一些文字的記載，可以知道建橋的大致情況是這樣的：每年冰解時搭橋，需人數百，或在岸，或在舟，或乘皮筏。巨繩系舟從上游緩放，舟系大筐四五個，在筐內盛滿石子，等到舟漂到恰當的地方，立即把盛滿石子的筐拋到河中，舟在河中穩定后，即刻用麻繩和鐵纜交結，如此一一牽綴而橋成。
浮橋”用巨舟二十四艘橫亙河上，架以木梁，柵以板，圍以欄，南北兩岸鐵柱四，木柱四十五，鐵纜二，各長一百二十丈（等于橋長--編者注），棕麻，革繩各相屬，冬拆春建“（《甘肅新通志》卷九）。
那么，浮橋又是如何固定在河面上的呢？
根據史書記載，建造浮橋時，宋國公和衛國公先后共鑄了四根粗大的鐵柱（即今天所稱的”將軍柱“,現黃河中山橋南岸所矗立的鐵柱即是）豎立在黃河兩岸，用以系拴一百二十丈的鐵纜，以固定浮橋。鐵柱長一丈八尺，重數噸，柱上鑄有年號和鑄造人姓名。
據清初劉于義在《河橋記》中記載：”又考《臨洮府志》：‘浮橋兩岸鐵柱四，各長二丈，一落河底，鐵盤尚存。’今查所存三柱，在河東岸者有二：其一上鐫‘洪武五年，歲在壬子，不著官爵，考之，洪武五年統兵平定河西者為宋國公馮勝，此必馮國公所建也；另一上鐫’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衛國公建斯柱于浮橋之南，系鐵纜一百二十丈‘,斯乃國公鄧愈領兵征西番時所建也。至西岸所存一柱，亦系衛公所建，但云建斯柱于浮橋之北，其余年月官爵鐵纜字數與南相同。而宋公之一柱已亡矣。“
關于所亡失的一鐵柱，是在明朝末年，因河水泛濫，沖垮了北岸，宋公所鑄的這一鐵柱就沉入了水底。直到清末道光二十年（1842年），甘肅總督布彥泰才又補鑄了一柱。1909年黃河鐵橋建成，鐵柱被埋于河灘下。1953年，在擴建黃河北岸道路時，挖出了埋于地下的兩根鐵柱。一根上可見到”蘭州衛指揮王鎮臨洮府通□□判“及”衛鎮撫袁昶百戶郡縣□□……“等字的款式。1958年，又在河灘積沙里挖出一根鐵柱，柱上鑄文仍清晰可辨：”洪武九年，歲次丙辰，八月吉日，總兵衛國公建斯柱于浮橋之南，系鐵纜一百二十丈。“完全證實了史書的記載。這根鐵柱原藏于甘肅省博物館，現移于中山橋南的鐵橋紀念亭。另兩根鐵柱在1958年大煉鋼鐵中被毀了。
鎮遠浮橋建成后的管理，據《甘肅新通志》記載：”國朝因之。橋事舊系蘭州同知專司，乾隆三十六年裁缺。四十二年，設縣主簿司之，道光三年裁缺。建拆修補歸縣報銷，木植由洮州廳購運，工料銀兩由蘭州府征收稅項開支，其抽收木稅、巡查夫役等專歸府經歷管理。“雇請水夫30人，專門負責浮橋的安全。他們”晝夜巡視，以防不虞“.水夫除食宿，每歲給銀12兩。
明初建浮橋時，造船二十八只，常用二十五只，備用三只，為河水漲時的備用船。以后到了清朝康雍時期，為了節省費用，兩次減舟，河舟成了二十只，結果七年之間，浮橋兩次毀壞。特別是雍正八年（1730年）六月那一次，河水大漲，河橋被沖斷，損失慘重。為了避免再次受損，時人劉于義在《河橋記》中建言：”夫七年之間兩遭決壞，費財勞人，不可不尋經久之法……考《蘭州志》有前明衛守備李進《改修河橋記》云：’洪武初，原用二十四舟，后守備苗旺以造舟費大，乃于兩岸甃出埠頭，減去二舟，只用二十二舟，埠頭水急，將舟沖激流蕩，每多損壞，雖云惜費，反致重費。正統乙丑，奏請退修埠頭，增造二舟，以復其舊。于是，河東水緩，而舟咸無沖激之虞，庶為永遠之計。恐后之守斯土者莫究其義，復欲減造舟之費，以蹈其弊，故刊石志之。‘夫減去二舟尚為不可，況今之浮橋減去四舟，只用二十舟。是碼頭益出，水益湍激，宜乎屢被損失，勞費不貲。“
明初，建浮橋時，橋之南離蘭州城墻八十步處新筑小城一座，周圍有數丈，中間設幾道門盤問過往行人。小城上建樓，東西有幾間是辦公的地方。橋門西邊又建了一座祠宇，以奉河神。橋北因山為城，延袤二百丈，東西置門，建樓其上，又創漢壽亭侯祠。橋門內外有楊廉所題”鎮遠橋“三個大字。后為了給外商提供方便，在城北鎮遠門外建”萬國梯航坊“.橋南有”中流盤石坊“,又曰”天下第一橋“.《皋蘭縣志·橋津》載：”西北出鎮遠門，有萬國梯航坊，西為望河樓，樓北檐有匾額曰’萬里黃河只一橋‘.橋南中流盤石坊，又曰’天下第一橋‘.登白塔山俯視，橋蜿蜒水面，致可觀也。“無疑，蘭州黃河浮橋的建成，是一大歷史進步。遠者如明初的馬文升所言：”陜西之路可通甘、涼者，惟蘭州浮橋一道，敵若據此橋，則河西隔絕，餉援難矣！“可見浮橋的建成，對改善西北交通和鞏固西北邊防作用巨大；近者，浮橋的建成對蘭州地區黃河南北兩岸的交通與經濟的交流也起著巨大的作用。可以肯定地說，與過去靠木船、筏子渡河相比，那就不知方便多少倍了。交通的便利必定促進經濟的發展。到清朝時，黃河北岸便出現了許多酒樓，十分繁華。旅者坐在酒樓里，開窗臨水，南望城郭，林樹如畫，風景怡人。
鎮遠浮橋不僅促進了蘭州的經濟發展，而且對當時西北經濟的發展也有巨大影響。難怪我國著名橋梁專家茅以升在他的《中國古橋技術史》中引用了清代王光晟《冰橋行》中的詩句”天下神橋此第一“來形容鎮遠浮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