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過去歲月發生的客觀事實，但由于立場、視角的不同，對同一史實的解讀或者存在差異，但歷史事實本身仍存在于過去的歲月之中。蘇聯曾經實施過一個被稱為“控制過去”的綱要。俄羅斯國家檔案館館長魯道夫·皮霍亞在2003年第43期《星火》雜志發表文章稱，當局認為對檔案實施控制，可以迫使研究人員作出“控制者們”設計好的那種結論。斯大林時代對于某些史實，或反復強調，強力灌輸；或永遠封存，無限期保密；或隱惡揚善，文過飾非；或無中生有，虛構偽造。這幾種類型，一般都可稱為“歷史選擇主義”,而后面兩種類型，則可稱為“歷史涂改主義”.筆者參加過一次敦煌采風活動，對照現場參觀的印象，查閱了相關資料，發現在莫高窟文物流失的問題上，我們的歷史記錄與史實同樣存在著偏差。
陳寅恪的“名言”
進入“敦煌藏經洞陳列館”,院內正面的一塊大石頗為醒目，陳寅恪先生的“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赫然在上。從其商品部購得一冊《莫高窟史話》，書中也有這樣的內容：“從1900年藏經洞被發現，接著就是外國探險者接踵而來，大量的文物因而流向海外……所以陳寅恪先生嘆息道：‘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江蘇美術出版社2009年版）這句話被勒石刻碑，又被書籍征引，似乎坐實了陳寅恪先生所言的真實性與權威性。
但事實果真如此嗎？
陳寅恪先生在其《敦煌劫余錄·序》中的確提到過這句話，原文是這樣的：“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其發見之佳品，不流入于異國，即秘藏于私家。茲國有之八千余軸，蓋當時唾棄之剩余，精華已去，糟粕空存，則此殘篇故紙，未必實有系于學術之輕重者在。今日之編斯錄也，不過聊以寄其憤慨之思耳‘!”（《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三聯書店2001年版）
“或曰”者，“有人說”之謂也。這句話不過是陳寅恪先生列舉的當時或有的一個說法，這個說法不僅不是陳先生的觀點，在接下來的文章中，陳先生因對這句話“知其不然”,還進行了反駁和否定：“是說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請舉數例以明之……倘綜合并世所存敦煌寫本，取品質二者相與互較，而平均通計之，則吾國有之八千余軸，比于異國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讓焉。今后斯錄既出，國人獲茲憑籍，宜益能取用材料以研求問題，勉作敦煌學之預流。”（《金明館叢稿二編？陳寅恪集》）
通篇所論，無非是敦煌藝術研究的學術問題。從學術的角度看問題，陳寅恪先生并不認為我國“敦煌學”之落后，乃因“精華已去，糟粕空存”.不僅國內尚存的敦煌文物，不讓“異國及私家之所藏”,而且以我國典籍之繁富，相互參考印證，亦足可彌補資料之不足。因此，將敦煌文物之散失稱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陳先生對這種說法并不贊成。
陳寅恪先生在為歷史學家陳垣先生的《敦煌劫余錄》作序時，的確指出了值得我國學術界憂慮的問題，他所感嘆的只是這樣一種現象：敦煌學“自發見（現）以來，二十余年間，東起日本，西迄法英，諸國學人，各就其治學范圍，先后咸有所貢獻。吾國學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學著作之林者，僅三數人而已。”
由此可見，“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并非陳寅恪先生的意見，而且是陳寅恪先生并不贊成的意見。有關方面為了借重陳先生的“光影”,將他并不贊成的別人的意見，無中生有地作為陳先生的名言，而且勒石刻碑，著文引證，顯然是十分牽強的。
被“妖魔化”的王圓箓
王圓箓，清末民初道士，祖籍湖北麻城，出生在陜西，因家鄉連年災荒，生活所迫出外謀生，流落于酒泉。在此期間入道修行，人稱“王道士”.
王圓箓是藏經洞的發現人，這是沒有疑問的。但在多數的官方文件和權威論著中，王圓箓都被視為莫高窟文物流失的千古罪人；在一些旅游小冊子中，更被描寫成愚昧無知、貪圖小利，出賣文物，損害國家的卑劣小人。對王道士“妖魔化”的極致是余秋雨的《道士塔》：“歷史已有記載，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完全可以把憤怒的洪水向他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傾泄也只是對牛彈琴……這是一個巨大的民族悲劇。王道士只是這出悲劇中錯步上前的小丑。”（《余秋雨簡要讀本》，文匯出版社2003年版）
事實到底是怎樣的呢？
敦煌學術界及官方主流觀點都認為，莫高窟藏經洞，由道士王圓箓于公元1900年6月22日（光緒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所發現，洞內藏有寫經、文書和文物四萬多件。
發現藏經洞，作為重要的歷史文化事件，其意義要放在當時的時局中考察。1900年，剛剛跨入新世紀的門檻，日薄西山的清政府，試圖憑借義和團盲目排外的力量向各國列強宣戰。當年8月，八國聯軍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偕光緒皇帝及一干王公大臣倉皇出逃，“狩獵”西安。藏經洞就是在此前不久發現的。
偏居西北一隅的王圓箓，當然不知道國家局勢如此動蕩，但他在發現藏經洞后的7年間，為保護洞中的文物，仍作出了局外人難以想象的努力。
王圓箓的確不懂這些藏品的文化價值，但他本能地意識到這些東西的重要性。根據專家學者的考證，王圓箓采取的第一個保護措施，是請來本地鄉紳征詢意見。大家認為，這是先人們的功德物品，應該原地妥善保存；如果流失損壞，則是造孽、罪過，還是留在窟內為好。他采取的第二個措施，是盡快向官府報告。數次上報官府并附送樣品，要求上級機關予以保護。發現藏經洞不久，王圓箓徒步50里路趕往縣城，向當時的敦煌縣令嚴澤匯報，并奉送藏經洞兩卷經文做樣品。可惜嚴縣令目不識寶，王圓箓無功而返。
1902年，新縣令汪宗瀚上任。王圓箓又選出一包寫本及絹畫去拜見。汪縣令對金石學頗有研究，他看過樣品后，也頗感驚異，事后還專程前往考察，卻沒有采取任何保護措施，只是將王圓箓送來的經卷、佛畫挑選出數件，分數次寄贈甘肅學政葉昌熾。葉昌熾對金石學和古文書有較高造詣，在看過有關經卷后，也為其文化價值所震驚。1903年末，他一方面函請汪宗瀚實地考察，一方面報告甘肅藩臺建議其將文物運至蘭州保存。
王圓箓陷入長久的等待之中，于是又挑揀兩箱經卷，騎著毛驢行程800多里趕赴肅州（酒泉），拜望他當兵時的老上司、安肅道臺廷棟。這位道臺大人頗具書法造詣，看過經卷后竟然認為，這些書法還不如自己寫的好，表示不感興趣。但道臺大人念及老部下從數百里之外送來經卷的勞苦，便將發現藏經洞的消息上報甘肅藩臺，建議將這些文物運省妥藏。
甘肅藩臺先后收到文武兩位官員（葉昌熾、廷棟）的報告，1904年，卻以敦煌到蘭州路途遙遠，耗資巨大，銀兩難籌為由，僅給汪宗瀚發了一紙“就地封存，由王道士看管”的命令。
1906年，敦煌新縣令黃萬春到任，向清政府學部呈交《敦煌縣鄉土志》，第一次向中央政府匯報了敦煌發現藏經洞之事：“縣治南四十里千佛洞，光緒庚子孟夏，新開沙壓佛龕，乃掘得復洞，內藏番漢佛典、銅鑄佛像、紗絹繪造佛像”云（《敦煌遺書之厄與學術觀點之窒》）。惜乎這只是一冊地方志，而非正式報告。
王圓箓無奈，竟斗膽給清廷最高領導人慈禧太后寫了一封秘密奏折。然而，此時的大清王朝已是風雨飄搖，哪里還會顧及偏遠地區的文化事件。王圓箓的企盼如泥牛入海，杳無音信。
1909年（宣統元年），由于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北京展示了敦煌文物，引起京師學者的關注，清廷終于決定將藏經洞存留文物運交京師圖書館保存，并承諾由朝廷撥款收購。這筆經費后被敦煌縣府截留。王圓箓沒有收到款項，于是請人以他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催募經款草丹》向朝廷催要。（《莫高窟道士王圓箓評傳》）
從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到起草《催募經款草丹》，歷時9年。這期間，王圓箓四處募捐，積攢錢財，清除洞窟積沙，修補毀損建筑。發現藏經洞后幾次三番、長途奔波報告官府，以求文物得到妥善保護。1900至1906年，如果任何一位、任何一級政府官員，對這些文物實施有效保護，都可以避免1907年斯坦因到來所導致的大量國寶流失海外的痛心事件。
藏經洞的文物流失了，作為“不動產”的莫高窟命運也好不到哪里。俄國十月革命之后，白俄殘部阿連闊夫等近500人，被新疆方面押送敦煌。1921年6月，當地政府竟以確保敦煌治安為由，將所有白俄安置在莫高窟中，莫高窟成了白俄殘部的收容所。這些白俄官兵一住就是5個月，致使莫高窟慘遭蹂躪和破壞。他們將洞窟和門窗、匾對盡行拆卸，刀砍斧劈，當成燒火的木柴。他們在洞窟內毫無顧忌地生火、做飯，大量珍貴壁畫遭煙熏火燎，面目全非。更令人難以容忍的是，這些絕望的白俄，對大量泥塑斷手鑿目，挖心掏腹，對壁畫胡亂涂抹，亂刻亂描，在莫高窟的絕世珍寶上留下了難以抹去的恥辱印痕。
余秋雨曾煞有介事地感嘆道：“真不知道一個堂堂佛教圣地，怎么會讓一個道士來看管。中國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們滔滔的奏折怎么從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道士塔》）王圓箓是沒見過世面的道士，不懂業務的農民，讓他管理莫高窟，無疑是外行領導內行，由此導致國家文物外流，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想一想半個多世紀后的“文革”時期，進駐莫高窟的軍宣隊、工宣隊、農宣隊，和王圓箓管理莫高窟又有什么區別？
任繼愈先生評論“敦煌遺書”被盜事件，曾為王圓箓說過幾句公道話：“盡管王道士在發現后不久報告過清政府，清政府卻漠然處之。這樣單靠王道士一人之力，自然是無法也無能力來保護它的。于是無可避免地也就決定了這批遺書的不祥和悲慘命運。”的確，王圓箓發現藏經洞，對于我國的文化事業，無論如何都是一個偉大的功績；本國官員對藏經洞文物私藏、分贓、行賄、變賣式的掠奪，并不比西方探險家的行徑光彩多少；文化遺產屬于整個人類，這些文物應有一個穩定、安全的歸宿，王圓箓的行為并非罪過。
殖民者的掠奪
在莫高窟參觀期間，無論是導游小姐的解說詞，還是關于莫高窟的各種書籍，都在強調這樣一個主題：帝國主義者對敦煌文物的盜取、掠奪或騙購；《辭海》里也有這樣的說明：“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一說光緒二十六年），發現藏經洞后，窟內歷史文物和藝術品遭到帝國主義分子的嚴重破壞，斯坦因、伯希和、華爾納、鄂登堡等人曾盜竊大量的珍貴文物。”
下面是2012年2月21日《蘭州晚報》開列的“西方帝國主義分子”的掠奪罪行：
1907年和1914年英國的斯坦因先后兩次用700兩白銀騙購約13000件。
1908年法國的伯希和用500兩白銀騙購約5500件（屬精品）。
1912年日本的橘瑞超等用350兩白銀騙購約400件。
1914年俄國的奧登堡騙購殘卷約500件，繪制443個洞窟的平面圖，拍攝洞窟照片2000余張。
1924年美國的華爾納用75兩白銀，用特制膠布粘走26塊精美壁畫，盜走彩塑、半跪菩薩各一尊，經卷2件。
如今，這些文物的去向和境況怎樣呢？
據《莫高窟史話》記載，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在中國西北掠走的大批文物（主要是敦煌文物），入藏倫敦英國博物館、英國圖書館及英國殖民地印度事務部圖書館和印度德里中亞古物博物館（今新德里印度國立博物館）。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從中國北京、敦煌攫取的大批文物（包括6000余件莫高窟文物精品），主要藏在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和盧浮宮等地。日本探險家橘瑞超等人在敦煌騙購的文物，分別存放在東京國立博物館、龍谷大學圖書館及日本殖民地朝鮮總督府博物館（今首爾國立中央博物館）和日本占領下的旅順博物館（其中一部分后調中國國家博物館）。
俄國探險家奧登堡從莫高窟盜取的文物，分兩部分存放，一處在今天的東方學研究所彼得堡分所，一處在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東方部。美國探險家華爾納到達敦煌時，藏經洞的文物已被瓜分一空，他所獲取的主要是壁畫與彩塑，這些文物現藏哈佛大學賽克勒圖書館。
我們選擇“帝國主義分子”盜取、破壞敦煌文物的行徑作為譴責對象，這沒什么問題。但另一些同樣破壞敦煌文物的行徑，卻被有意回避了。當代美學家高爾泰曾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工作人員，他回憶道，1962年9月，文化部一行到莫高窟開會，參觀洞窟時，大家議論清代塑像，都說丑陋難看，竟在會上議決把它們全部砸毀，從洞里清除出去。高爾泰當時只是普通工作人員，無權就此插嘴，只能看著他們雇來的農民抬著一件件被砸下來的塑像的斷肢殘軀往牛車上扔，拉到戈壁灘上倒掉，一任雨打風吹，變成泥土。對此，高爾泰感嘆道：“一條歷史的曲線，就這樣被切掉了尾巴。”他進一步指出，如果說有些被劫掠的文物還可以在大英博物館之類的地方，獲得妥善保護和公開展覽的話，那么，在被劫掠之后，對剩余文物的搶救過程中，落入大小中國官員手里、沿途散佚和被搶救者據為己有的大量文物，后來連影子也沒有了。（《尋找家園》，花城出版社2004版）
1962年的破壞僅僅是開始，更大的劫難接踵而來。在一篇《百年滄桑莫高窟》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記載，1966年10月的“文革”初期，江青在接見首都紅衛兵時公開說：“敦煌藝術沒什么可以繼承的東西。敦煌藝術是精神鴉片！”江青在北京大肆煽動各地紅衛兵到敦煌造反。當時，莫高窟的管理者和專家學者們已經全部被揪出、批斗，并被關進牛棚。各地紅衛兵與當地造反派相互串連，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向敦煌撲來。在莫高窟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剛剛得到消息的周恩來果斷地下達指令：“立即讓國家文物局和甘肅省采取措施，保護敦煌莫高窟，不能讓這座人類文化寶窟受到損壞。”他立即簽發了國務院“關于敦煌莫高窟第一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在’文革‘期間一律停止對外開放，任何人不得沖擊破壞，確有問題的待后期清理”的文件。
就在國務院的緊急文件到達敦煌的第二天清晨，從蘭州趕來的大批紅衛兵已趕到敦煌，他們與當地的紅衛兵頭頭匯合后，馬上開始了肆無忌憚的破壞活動。首當其沖的是著名的鳴沙山月牙泉風景區，一大片明清古建筑被徹底搗毀。造反派們喊著口號，手持工具，向莫高窟蜂擁而來。敦煌縣武裝部領導和解放軍戰士一起阻截，向紅衛兵出示了周恩來批示的文件，才最終制止了紅衛兵的破壞活動，莫高窟僥幸地逃過一劫。（2009年1月23日《人民政協報》）
歷史當然不能假設。然而假設藏經洞的文物沒有被外國探險家搬走，仍然留存莫高窟；假設周總理的指示晚到一步，莫高窟文物是否還能幸存于世？即以敦煌本地為例，敦煌市郭家堡鄉土塔村，原有一座10余米高的古塔，“文革”初期，紅衛兵用炸藥包塞進塔底，一座古塔轉瞬之間變為廢墟。“抄家”發現了幾捆完好的經卷，全部當作“四舊”燒毀。由于可以想見的原因，流散在敦煌民間的莫高窟文物相當多，“十年浩劫”中，一捆捆經卷被抄了出來，其下落可想而知。
“文革”中的“破四舊”,多少廊廟寺觀、神佛雕像、牌坊石碑、善本圖書、名人字畫毀于一旦，北京的頤和園、曲阜的孔廟孔林、洛陽的龍門石窟……無數前人留下的輝煌文化、精美文物，都被紅衛兵悉數破壞。當時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林彪、江青、陳伯達、康生等，不也把國寶級的文物據為己有嗎？
《莫高窟史話》指出：“莫高窟是國家的、世界的、人類的遺產，我們應該珍惜它。”的確，文化是沒有國界的。從人類文化的角度看問題，任何人保護了敦煌藝術都是貢獻，任何人破壞了敦煌文物都是犯罪。我們現在了解更多的，是莫高窟是如何被帝國主義劫掠的，而對這些文物在“文革”時期如何遭到搶掠和毀壞，和外國的收藏現狀卻知之甚少--比如敦煌石窟文物保護中心，就是由日本政府無償援建的，目前這個中心是我國唯一的石窟類文物保護研究陳列機構。
余秋雨曾有一個“夢想”:“要是（盜劫莫高窟文物的）車隊果真被我攔下來，然后怎么辦呢？我只得送繳當時的京城，運費姑且不計。但當時，洞窟文獻不是確也有一批送京的嗎？其情景是，沒裝木箱，只用席子亂捆，沿途官員伸手進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兒歇腳又得留下幾捆，結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樣子。偌大的中國，竟存不下幾卷經文！比之于被官員大量糟踐的情景，我有時甚至想狠心說一句：寧肯存放于倫敦博物館里！”（《道士塔》）余秋雨的話并不是全無道理！
莫高窟的奇跡、王道士的“愚昧”、西方的貪婪。這三點能否算得上莫高窟的全貌呢？誠如上述，只要認真研讀素材，查閱資料，而且始終對這類傾向保持足夠的、全程的警惕，就不難看出這其中多少有點歷史選擇主義與歷史涂改主義的痕跡。
游人們往往通過導游小姐的手電微光朦朦朧朧地看到歷經七代、開鑿千年的洞窟里靜態的壁畫、雕塑與建筑，卻忽視了其中所蘊涵的中外文化、中外文明的交流與融合。人們印象中，被強化的往往是一個愚昧無知、貪圖小利、出賣文物、損害國家的王道士形象，而忽略當時的清政府如何顢頇自大、拒絕變革、自外于世界，當時的官員如何愚昧保守、貪腐惰政、從而貽誤維護國家權益的機遇。
人們看到的往往是帝國主義冒險家對我國文物的巧取豪奪，卻看不到這些人并不都是政客、軍閥、強盜，有的還是富有學識與職業精神的科學家，被掠走的敦煌文物也并非都是一樣的下落--拿去賣錢、行賄或私藏，有的還妥善收藏在設施健全的博物館，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
“以史為鑒”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質要求，“以史為鑒”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重要途徑。真正做到“以史為鑒”并不容易，首先應克服的便是歷史選擇主義與歷史涂改主義。
據微信東方歷史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