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網9月9日訊，北京青年報報道：正值《云南映象》創作十周年，楊麗萍將于9月21日再次帶領舞劇《孔雀》來到北京，在保利劇院連續演出10場。日前，楊麗萍在接受北京青年報記者專訪時表示：“舞蹈是無所不在的，不光是在舞臺上，也在日常的生活中。舞劇《孔雀》講的是春夏秋冬，生老病死，生命的歷程，每個人都會面對死亡，面對衰老，從頭再來。生命需要舞蹈，我的生命需要舞蹈這種方式，我的生命從來沒有離開過舞蹈。”

 

　　離不開的舞蹈：我覺得生命走到一定的時候就一定要離開了，收了以后我會專注地做作品了。藝術最重要的是作品，如果一個人跳得很好，這個作品留不下來，這不是好的藝術家。

 

　　北青報：舞蹈對于您來講意味著什么？

 

　　楊麗萍：舞蹈是無所不在的，不光是在舞臺上，也在日常生活中。生命需要舞蹈，我的生命需要舞蹈這種方式進行表達。我的生命從來沒有離開過舞蹈，從我記事以來，就用舞蹈這樣一個特殊的方式，跟動物、聾啞人，甚至是三歲小孩進行交流。舞蹈對我的生活影響非常大，是我能夠生存下來的基礎，它不單是精神上的東西，而是存在于我的衣食住行，就是我的生物鏈，每時每刻都需要它。

 

　　北青報：您的家人，比如您的媽媽理解您跳的舞蹈嗎？

 

　　楊麗萍：我覺得我的舞蹈跟人沒有隔閡，有三歲小孩看完我的舞蹈會跑到我的面前告訴我他的感受。我母親是一個非常開放的人，她雖然是白族人，一個字不識，也沒上過學，但我覺得她懂得自然生命的法則，這些道理她很清楚，就好像太陽給你溫暖，給你光亮，溫暖是實際中的需要，光是精神上的需求。

 

　　北青報：有人說，《孔雀》是您的“收官之作”，您對“收官”這個詞怎么看，是不是以后就不會再在舞臺上跳舞了？

 

　　楊麗萍：我覺得這是他們拿來做的噱頭，是賣點。當然，我是非常真誠地覺得生命走到一定的時候就一定要離開了，不收也得收嘛，但不是這個點戛然而收，不是那么機械的，肯定是慢慢要收的。收了以后我有很多作品要做，我就會專注地做作品了，皮娜·鮑什的作品也好，瑪莎·格萊姆的作品也好，她們都是靠舞蹈作品說話的。像瑪莎·格萊姆，她曾經老覺得她的作品別人勝任不了，72歲還要上臺，在臺上已經是那樣子了，動不了啦，她抱病之后舞團就解散了。可過了三年以后，年輕人來演繹她的作品表現得更好。藝術到了一定時候，我相信最重要的是作品，如果一個人跳得很好，這個作品留不下來，這不是好的藝術家。

 

　　放不下的原生態：10年前我們去蝦嘎的村寨，那里還有蘑菇房，還有放的牛，你現在去，他們家都貼了瓷磚，你沒有辦法去阻止少數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步伐。文明和文化改變了他們生活的形態，那些舞蹈就不需要了。在我們的舞臺上，在我們的傳習館里面還有一點點能夠保存下來。

 

　　北青報：10年前，您創作了《云南映象》，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名詞叫“原生態”，您怎么理解“原生態”這個概念？

 

　　楊麗萍：原生態是一種狀態，是一種態度，像《云南映象》這種文化舞蹈、民間舞蹈，是最原本的人們對自然的表達，而不是簡單地把舞蹈原始搬上舞臺。原生態是一種概念，是我們回歸最原始的狀態。比如我們吃東西，不要由化肥催起來的，要吃最原本的。我們對人生的態度也是最原本的。文化也是這樣。一般人認為我們只是把原始的東西搬到舞臺上像不像，離開村子就不是原生態了，這是不對的。

 

　　北青報：您覺得《云南映象》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品？

 

　　楊麗萍：《云南映象》是非常土風的舞蹈，很質樸，來自田間、村寨，表演者又是那些村寨里的族人。為什么《云南映象》到了高雅的劇場里連演了10年，還能獲得觀眾那種喜愛度？其實這種舞蹈不是我個人單純能夠體現得了的，它是一個祖祖輩輩的云南人的舞蹈，是少數民族人對大地、對自然、對生命的一種感悟，他們用精神的東西創造的舞蹈，代表著一種情感，代表人的生命。這種舞蹈跟人沒有隔閡，我們《云南映象》這么土風的舞蹈，經久不衰，再文明的城市都會有票房，到國外也是，實際上是它體現了文化的屬性。

 

　　北青報：您做了這么多原生態的作品，到處去采風，去發掘，您不覺得累嗎？

 

　　楊麗萍：不覺得，因為你愿意做這些事，因為你眼見得它一天天在消失。10年前我們去蝦嘎的村寨，那里還有蘑菇房，還有放的牛，你現在去，他們家都貼了瓷磚，你沒有辦法去阻止少數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步伐，因為他們的生活形態都變了。他們也要物質的文明，他們原來不可能看到春晚，沒有電視，都是煤油燈，現在他們家家都是電燈和電視，過去都是走8個小時山路才走到他們的村口，而現在是坐車就能到，公路修到村口，文明和文化改變了他們生活的形態，那些舞蹈就不需要了。過去他們為了驅魔跳的面具舞，現在都不祭祀了，他們就不需要了。在我們的舞臺上，在我們的傳習館里面還有一點點能夠保存下來。

 

　　北青報：從10年前的《云南映象》，到《藏謎》和《云南的響聲》，再到現在的《孔雀》，您怎么看待您創作這幾部舞蹈作品走過的10年歷程？

 

　　楊麗萍：藝術家有很多作品，有很多情懷。我原來的情懷是在我們的祖先留下來的、民族民間的這種遺留下來的舞蹈挖掘上。在那個時間是需要挖掘和整理的，需要推廣，需要把它保持住，需要告訴人們什么是我們民族舞蹈的原本風貌和它的質感。那時候我就到處采風，到處去收集，連續做了三個作品《云南映象》、《藏謎》、《云南的響聲》。而現在這個階段，我的舞蹈生涯已經走到了需要用一個作品來概括，不是講我個人的，而是講整個人類的。春夏秋冬給人類一種什么感悟？冬天生命到了盡頭會感悟到什么？通過舞劇這種方式，借助一個像孔雀這樣的方式來表達對生命的感悟，把這種情懷、感悟和積累體現出來。這個階段的作品與《云南映象》是兩回事，是創造性的，完全拋開了原本的曾經有的，這部舞劇也很特別，不是很傳統，不像《天鵝湖》那樣延續一個古老的王子與公主的簡單愛情故事，我們用的是生命的主題，是一個現代人的寓言，現代人共同感知的東西。

 

　　繞不開的電視：春晚上的舞蹈有時就像團體操，比較表面的。特別是對少數民族的意境的表達，沒有沉下來，沒有與那里的泥土相聯系，所以真正給人印象深刻的舞蹈不多，更多的是一種陪襯。

 

　　北青報：今年馮小剛導演有沒有邀請您參加春節晚會？

 

　　楊麗萍：沒有。我曾經上過7次春晚。其實對我來講不管是在任何地方跳舞都一樣，都是面對人，面對自然。每次上春晚導演找我的時候，我接了，是因為我當時有特別好的作品。跳舞是一件非常輕松的事情，特別自然，是情感表達的一種方式，不覺得有那么多的雜念，什么人的利益、榮譽等等有什么關系。真誠地去跳舞。而春晚過去的舞蹈有時就像團體操，比較表面的，特別是對少數民族的意境的表達，沒有沉下來，沒有與那里的泥土相聯系，所以春晚真正給人印象深刻的舞蹈不多，更多的是一種陪襯。一些舞蹈編導很吝嗇，只給舞蹈兩三分鐘，我很有信心是因為導演給我們較長的時間，去年的《雀之戀》導演給了我們5分鐘的時間，《兩棵樹》也差不多5分鐘。如果我們的電視導演也好，舞蹈編導也好，能夠做到很認真，從鏡頭到內容知道觀眾的心里需要什么，就不會給人這樣的印象。

 

　　北青報：作為評委您怎么看最近參加的《舞林爭霸》？

 

　　楊麗萍：其實大家都不太了解，在舞蹈界，在沒有《舞林爭霸》的時候，人才是非常多的，一代代的技術都非常好，非常有創造力，非常有才華，但確實沒有平臺。舞蹈圈子里面特別熱鬧，每年都有各種舞蹈比賽、作品的交流，非常繁榮，但沒有一個和大眾結合交流的平臺和環境，沒有一個能讓觀眾走進劇場感受藝術、感受文化和精神的環境。電視可能會是一個平臺，但是它有弊病，確實太淺了，你讓我這樣一個舞者去學習芭蕾，學習跳探戈、倫巴，一次就鑒定我是不是一個好的舞者，這不現實的。當然，我的內心告訴我首先要鼓勵，對后輩要善于挖掘他的天賦，鼓勵他們。我的語言都比較溫和，而不是去挑刺。

 

　　傳下去的未來：我們有很多年輕的演員很優秀。也許他們開始是模仿你，到后來他就成長，尋找到他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藝術風格。

 

　　北青報：您創作《孔雀》的時候想沒想到會這樣火爆？對《孔雀》的未來您有什么打算？

 

　　楊麗萍：我們在創作的時候就特別有誠意，特別尊重生命。人在思考什么？人為什么走過生命的？是一個什么樣的感受？其實孔雀也是生命，一樣的。用這個角度完完全全去體驗去思考。這個舞蹈還沒有公演，在排練的時候就已經賣出兩個版本了，西雙版納買了一個，上海買了一個，遼寧芭蕾舞團還跟我們談把它變成芭蕾舞版本。《孔雀》是一個國際化的，不號稱民族舞，也是現代舞。明年和后年都是國際巡演。

 

　　北青報：那么在《孔雀》以后，您專注創作作品了，有沒有擔心未來的票房號召力受到影響？

 

　　楊麗萍：不會，我們有很多年輕的演員很優秀，像楊伍，在我身邊已經8年。像小彩旗從4歲就上臺，她也沒進過什么學校，她的父母就把她扔到我們劇組里，我沒有把她當做一個孩子，一個父母對孩子那樣的感覺，我覺得她就是一個生命，她就像一棵樹、一朵花。其實我們的父母大都是很偏激的，但在大自然里，比如企鵝，大企鵝孵蛋孵出小企鵝，小企鵝長大了和大企鵝沒什么關系，它就是一個生殖繁衍的過程，這樣的角度對待生命，正常和自然。小彩旗4歲上舞臺，一直在演與她的年齡有關系的角色，開始她就是一個唱歌的小孩，到了現在她成了一個少女，在《孔雀》里演繹。像蝦嘎，原來就是放牛娃，現在也成長了，而且在他的舞蹈里體現著才華。每個人在生命中沒有別人可以代替。沒有相同的，也許開始是模仿你，到后來他就成長，尋找到他自己的語言、自己的藝術風格。

 

　　原標題：楊麗萍自曝沒收到春晚邀請 稱春晚舞蹈就像團體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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