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縣是世界國家制度的誕生地。換句話說，目前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包括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所實行的國家制度，實際上就是秦王朝建國時創立的中央集權和郡縣制，我們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世界上國家論和國家體制都出在這片先秦的土地上。”如果說先秦遺址對中國史學界是一個重大發現的話，那么，確定禮縣是世界國家體制的誕生地要比先秦遺址本身意義更為重大！

　　隴原大地有著數千年深厚的文化積淀，但我們對數千年文化的理解，以及所蘊涵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價值上的開發和利用并不足。如何將我們的文化資源轉化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這其中，對文化資源的全新理解和識讀，則是我們在面對深厚文化底蘊時，必須認知重新面對的一個新課題。

　　在甘肅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中，禮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秦公墓的開掘一解“西垂陵園”和“秦人發祥地”這兩大千年謎團，也證實了《史記》秦人先祖“在西戎，保西垂”記載的準確無誤。從而確立了禮縣作為秦王朝發祥地的重要歷史考古地位。

　　從這一全新的角度來重新審視禮縣時，我們發現這一大膽的設想如果成立，那么禮縣的重要性，不應該僅僅局限在是“秦人發祥地”這一考古界和歷史界的研究上，而應將禮縣放在世界國家制度的誕生地這一極其重要的領域來研究。這一大膽的構想也正是我們前往禮縣進行采訪的初衷。雖然秦王朝早已轉身離去，但我們依然沿著歷史長河，決定追隨先秦古人留下的殘碎的腳步，走進禮縣，重新感受先秦的祖先們在這片土地上逐步建立起來的活生生的龐大帝國，用全新的視角去重新認識禮縣。

　　車行800里穿越2000年

　　從蘭州出發，向東南方驅車近400公里后，進入禮縣。在禮縣縣城以東13公里處的西漢水北岸，當我們沿著崎嶇的羊腸小道登上一處山坡，眼前一片開闊，除了已搭建起的保護大棚外，在這片不起眼的山坡上，沒有迷人風景，也沒有明顯標識，但這里就是曾發生震驚國內外、出土300多件精美先秦文物的秦始皇祖先的墓地——大堡子山遺址上的西垂陵園。在這里目前已挖掘清理墓葬14座，車馬坑2座，出土鼎、簋、壺、劍等青銅器、金器和玉器文物300多件。

　　雖然墓坑里，主人早已經灰飛煙滅，而當年的夯土痕跡依然歷歷在目，許多已回填了的墓葬遺址上，當地的人們已經重新種植了各類農作物，但多年前盜墓賊們遺留下來的一個個盜洞依然清晰可見。站在大堡子山上，厚重的歷史感立刻將記者引入深深的沉思中：秦人的祖先為何發祥于此，并在此建立都邑，并在這片土地上完成了至今仍在影響全世界的國家體制（郡縣制）的雛形，并為秦始皇統一中國奠定了堅實基礎的呢？在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前500多年歷史中，他的先輩們在這片土地上又是如何完成了一個國家完善的存在條件呢？

　　大堡子山下的思考

　　《史記·秦本紀》記載，秦人屬于嬴姓，源出東夷，殷商末年，贏人首領一路進攻，到達渭水中游一帶，守衛商王朝的邊疆。隨著周王朝滅掉商紂，嬴人守衛的地區也被周人攻占，在其首領大駱的帶領下，沿渭水西進，繼續尋找生存之地，最后遷移至渭河以南、遠離周人中心的西漢水上游地區，從而保持了相對的獨立，為以后的發展壯大奠定了基礎。在這里，他們戰勝了力量相對弱小的氐人，修建了城邑。可以說，秦人的祖先在戰敗后逃至禮縣，并在此扎根。那么一個落敗、流亡的小部落又是在禮縣這片土地上如何逐漸走向他們的興盛之路，并最終統一中國的呢？

　　周王朝建立后，他們歸順了周王朝，周天子認可他們占據“西犬丘”，確認了他們的社會地位。秦人先祖非子善于養馬，受到周孝王的賞識，封為附庸，邑之秦，此后非子后秦仲被封為大夫，秦仲在對戎作戰中死后，其子莊公繼承遺志對戎作戰，收復領地，被宣王封為西垂大夫。莊公次子襄公在平定叛亂中護送周平王遷都洛陽，因功被封諸侯，正式立國。莊公死后文公繼承王位，繼續對戎作戰，占領了陜西歧山地區，完全結束了游牧生活，開始了農耕生活，社會制度也隨之由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秦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家。秦人的發展壯大始終都未擺脫“西垂”——禮縣——這一中心和根據地。

　　先秦早期都邑所在地的五種觀點

　　在先秦的王公們在到達禮縣，并以此為他們的發展中心和根據地后，他們便開始完成國家建設的步伐，在這里首當其沖的便是建造城池。擁有了堅固的城池，也就為他們的發展有了一個保障，而這也是一個國家構建中最為基礎的建設。而關于先秦早期都邑、被史學界和考古界稱為“西犬丘”的地理位置卻一直懸而未決。

　　我們在采訪中，通過與禮縣先秦暨三國文化研究會的馬建瑩等當地的先秦文化研究學者的溝通和交流，總結出了多年來學術界及他個人對先秦早期都邑所在地的五種觀點，分別是王國維指出的禮縣紅河說、祝中熹的禮縣何家村說、徐日輝的鹽官以東（原始昌縣）說、陜西王世平的西漢水北面說，以及馬建瑩本人提出的趙坪村說。

　　根據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國家博物館田野考古部、陜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自2004年啟動以來的早期秦文化研究的調查、鉆探和發掘工作，已經發現了“紅河六八圖—費家莊”、“大堡子山—趙坪”、“雷神廟（西山）—石溝坪”三個相對獨立、又互有聯系的大遺址群，也可以說是早期秦人三個活動中心區。此次發現表明，大堡子遺址不只是單純的墓地，而是有居址、墓地、高等級建筑和墓葬等豐富遺跡的城址。同時，大堡子城址對岸的山坪城址、西北的鹽土崖貴族墓地以及過去已知的圓頂山貴族墓地等一批時代接近的重要遺址與大堡子城址共同構成了一個規模大、等級高的遺址群，可以推測這里是秦人早期的一處重要都邑，不排除就是西犬丘的所在。

　　養馬決定了嬴族發展的命運

　　對于我們現代人而言，秦人的祖先在禮縣這個地方為周王朝養馬，最多只能算是馬夫而已。但在時間倒退2000多年的歷史中，馬匹不僅是人們日常代步的運輸工具，更是構成軍事實力的基本因素，是一個國家軍事實力的象征，馬匹在當時的作用一點也不亞于現如今一個國家的軍隊戰車。在上古語言里，馬字與武字音義皆通。許慎《說文》釋馬字即曰：“怒也，武也。”當時的戰爭中，戰車為軍隊之主體，戰車的數量與質量，往往決定戰爭的勝負。而一輛戰車即需四匹良馬。故《后漢書·馬援傳》云：“馬者，甲兵之本。”虞喜《志林》云：“馬，并只手也。”因此，在當時社會對馬的需求量極大，繁殖、培育馬匹成為一項重要性僅次于農耕的生產活動。而秦人的祖先正式靠著養馬這一手絕活，不僅使得秦人的先祖們得以有生存之地，更決定了日后贏族發展的命運。

　　同時，在采訪過程中，禮縣天嘉研究會主編陳建榮還告訴我們，從在禮縣紅河地區出土發現的戰國時期的兵器“青銅戈”上的銘文顯示“西宮造”的字樣，可以推斷秦先祖們在禮縣已經有了自己獨立的兵工廠。正是在秦先祖們幾代人的長期積累發展下，秦人也開始了他們的西垂創業。

　　落后偏僻為秦人壯大提供條件

　　西垂作為是周天子給秦先祖非子的封地，剛開始從嚴格意義上來講，不能夠稱為一個國家，僅僅是一個周王朝的“附庸”，是為了給周王朝提供更好的養馬服務而設立的。從當時華夏疆域的分布來看，秦在最西邊，遠處于華夏大家庭之外，是不折不扣的邊陲地帶。從地形的角度來看，隴南、天水、定西一帶多為山區，地形地貌比較復雜，只有很少幾個戰略要隘可以通行。在這些屏障后面，秦能在攻打其他國家之前聚集力量。這道天然的屏障，可以讓他們在軍事上保持巨大的優勢。可以說，在當時的信息條件下，先秦人們與外界處于相對比較隔絕的狀態，與中原的聯系并不是十分緊密。就當時的條件來說，想要發現這個隱秘的附屬國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而要對它進行軍事進攻就更加不容易了。而這種情況也一直延續到了秦的統治力開始真正顯現出來。

　　同時，由于當時先秦之地所處偏僻，有著相對看似落后的文化形態，這在當時卻更有利于推行新法，有利于進行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法律以及軍事方面的改革，用現在的話來說，是因為秦沒有什么歷史負擔，這可以為很多有想象力的改革家提供自由發揮的巨大空間。相應的，秦始皇的先祖們在對待人才方面也是廣納賢才，充分利用秦之外的“外國人”，商鞅等在別國郁郁不得志的人才，卻在秦國可以大展鴻圖。

　　從出土文物看到的生產力

　　自禮縣大堡子山先秦遺址的發掘后，大量精美的青銅器、金飾、陶器等物品也隨之更廣泛地出現在了人們的視野中。我們在禮縣博物館見到近年來從先秦墓葬中出土的大批文物，尤其是在各類青銅器上，精美的圖案、精巧的工藝讓人立刻被眼前這些精美的器物所吸引。7件一套青銅鼎、6件一套青銅簋、用于盛酒的青銅大方壺和鎏金鏤孔銅柄鐵劍……而一件僅15厘米長的微型青銅四輪車，造型之精巧更令人嘆服。車廂蓋的四角上有四只鳥，車廂翻蓋的兩個手柄分別是一只熊和一只猴子，車廂底部的四角上各趴有一只虎，所有動物形象生動、神態逼真。車體的四只輪子至今還能轉動。而且車廂蓋四角上的小鳥不僅是為了裝飾，而且另有玄妙：當它們同時轉向中間的猴子時，車身上的兩扇翻蓋才能打開，這種造型和機關設計，在中國出土文物中是第一次見到。由此可見，在先秦時期，秦先祖們已經在禮縣這個地方掌握了非常純熟的冶煉和青銅鑄造技術。而這種技術的存在，也為秦先祖們提供了必備的軍事裝備和經濟生產用品。

　　正是在禮縣為期三天的采訪過程中，通過從當地出土的珍貴文物、歷史記載、相關考證和民間傳說等方面資料的收集和印證，讓我們得出了禮縣在歷史長河中的重要地位不僅僅、也不應該局限在這里只是秦始皇祖先的陵園，正是在這片土地上，秦王朝的先輩們已經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生產力等各個方面逐漸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備的建立一個國家的制度和規范。正是秦王朝的先輩們在禮縣打下的堅實基礎，才有了秦始皇在統一六國之后，順利地完成了中國第一個封建王朝——秦朝的確立。而秦王朝當時所確定下來的管理國家的郡縣制，也成為至今仍在影響全世界的國家體制制度。所以，我們最終從傳統的僅僅對禮縣文物考古、歷史遺存的局限中跳了出來，將關于禮縣的報道文章定位在了“禮縣：世界國家制度的誕生地”這個影響至今的全新層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