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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跟日本的情況不同。當年日本降杠桿是被動和急速發生的，我們在多年前就主動采取降杠桿措施，防范化解房地產及與之密切關聯的各類風險，堅決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當前中國銀行系統是健康的。房地產市場出現下滑，但不是當年日本閃崩的情景。中國城鎮化率比發達國家低十幾個百分點，仍有大量新增購房和改善需求。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積極穩妥化解房地產風險，一視同仁滿足不同所有制房地產企業的合理融資需求，加快推進保障性住房建設、“平急兩用”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構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這些措施有助于穩定房地產企業信心和居民住房消費預期，實現房地產市場軟著陸。

　　　　我記得去年3月抵達日本履新時，日本媒體在機場問過我同樣的問題，我的回答是努力維護發展健康穩定的中日關系，因為這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近一年來，我懷著這樣的信念和愿望，同日本各界人士廣泛接觸，努力推進中日各領域交流合作。對于兩國之間存在的問題，我始終主張按照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確立的各項原則妥善管控處理。這不僅是過去兩國關系重建發展的寶貴遵循，也是未來行穩致遠的根本保障。

　　　　他歷任吉林省人民檢察院辦公室主任、公訴處處長，吉林省紀委紀檢監察四室主任，吉林省紀委常委、省監察廳副廳長，吉林省高院黨組副書記、副院長（正廳長級），吉林省紀委副書記、省監察委員會副主任等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