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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剛認為，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總量上自然是要流動性合理充裕，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的實際融資成本。結構上要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進一步優化結構。

　　　　可見，由于“商轉公”過程相對復雜且牽涉購房者、銀行、公積金三方面的利益關系，目前允許“商轉公”的城市并不多，即使在允許的城市也有不少限制，真正申請成功的購房者占比不高。

　　　　這一消息引發了國際媒體的很多討論，并被賦予了額外的意義。比如有人認為這是“中英關系解凍的又一個跡象”，“政客”雜志歐洲版則表示，如果英國讓中國和美國走到一起，那將是一次重大的“外交勝利”。這些都是從國際關系或地緣政治視角的解讀，坦率地說，這些解讀有些偏于狹隘了，或者說格局有點小了。盡管AI主要是一個科技話題，但英國辦的這個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會自始至終都沒有脫離國內政治和地緣政治、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影響，這些都將成為接下來該會議取得成果的障礙和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