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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剛認為，營造良好的貨幣金融環境，總量上自然是要流動性合理充裕，進一步降低實體經濟的實際融資成本。結構上要加強對重大戰略、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優質金融服務，進一步優化結構。

　　　　然而由于各國在政治體制、社會發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異，要進行跨境聯手，對狡猾的犯罪分子實施精準打擊，并不容易。它意味著國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還要有持之以恒的決心和連續穩定的政策支持，才有可能鏟除這個毒瘤，去除掉老百姓的一個“心頭大患”。不難想象的是，類似情況如果出現在美國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國家，很有可能再次淪為政黨間相互攻訐、搞拉鋸戰的一張政治牌，而民眾真實的切身利益則在一拖再拖中不斷受到更大的傷害。

　　　　一些美西方媒體一看到中國安全官員訪問緬甸，就下意識地對相關安全合作進行西方式“腦補”。他們有的戴著意識形態眼鏡，暗示緬甸仍是國際社會中的“異類”，對中緬在安全上“走近”十分警惕；有的則聯系緬北最近的戰亂形勢，將中國描述成試圖干預，甚至操縱緬甸內政的一個強權。不得不說，這些想象都是高度西方化的，它們反映出來的是美西方政治精英頭腦中的安全觀，而與實際情況大相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