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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由于各國在政治體制、社會發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異，要進行跨境聯手，對狡猾的犯罪分子實施精準打擊，并不容易。它意味著國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還要有持之以恒的決心和連續穩定的政策支持，才有可能鏟除這個毒瘤，去除掉老百姓的一個“心頭大患”。不難想象的是，類似情況如果出現在美國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國家，很有可能再次淪為政黨間相互攻訐、搞拉鋸戰的一張政治牌，而民眾真實的切身利益則在一拖再拖中不斷受到更大的傷害。

　　　　“房票安置可能會解決一部分安置需求，當然也取決于最終的政策設計和扶持力度以及各區域未來商品房市場的走勢和預期。”李宇嘉同時表示，在一線城市中，大概率只有深圳會跟進該政策，北京、上海城中村的改造量并不大。

　　　　不同城市對個貸率的預警標準并不相同，但多以85%或90%為閾值。以湖南長沙為例，今年4月，長沙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發布“商轉公”新政，但就在嘗試免除居民自籌墊款環節不到兩個月，截至6月30日，長沙住房公積金中心個貸率達到了85.99%。當地媒體報道顯示，今年7月，長沙對“商轉公”業務進行了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