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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到后來，郭慶不僅從商人處收錢收禮，甚至主動和商人們做起了生意，行賄人羅某有次想辦商砼站，知道有利可圖的郭慶找羅某“借”100萬元入股金，最后賺了500多萬元。

　　　　然而由于各國在政治體制、社會發展程度等各方面存在差異，要進行跨境聯手，對狡猾的犯罪分子實施精準打擊，并不容易。它意味著國家要投入大量的精力，還要有持之以恒的決心和連續穩定的政策支持，才有可能鏟除這個毒瘤，去除掉老百姓的一個“心頭大患”。不難想象的是，類似情況如果出現在美國或者其他某些西方國家，很有可能再次淪為政黨間相互攻訐、搞拉鋸戰的一張政治牌，而民眾真實的切身利益則在一拖再拖中不斷受到更大的傷害。

　　　　如果中美歐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問題上能達成一些共識，意義將是十分重大的。其中一個關鍵正如中方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議》所提到的，反對以意識形態劃線或構建排他性集團，惡意阻撓他國人工智能發展；反對利用技術壟斷和單邊強制措施制造發展壁壘，惡意阻斷全球人工智能供應鏈。能否抱持這種健康的、建設性的心態，不僅關系到此次峰會的具體成效，也關系到人工智能的安全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