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西北網訊  中國石窟寺是人類文明的瑰寶，分布廣泛、規模宏大、體系完整、內涵深厚，是我國燦爛文明的集中體現，是中華文明同其他古代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見證。中國的石窟寺，在世界文化遺產中占世界同類文化遺產數量的63%。

 

　　幾十年來，中國石窟寺研究與保護成績斐然。目前，中國的石窟寺保護逐步實現了從“搶救性保護”向“搶救性保護和預防性保護并重”的轉變，在國際上處于領先水平。石窟寺研究與保護領域的成績，離不開專業人才的努力奮斗，敦煌研究院名譽院長樊錦詩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之一。然而，研究和保護這一重要文化遺產的人才隊伍卻十分薄弱。今年兩會期間，有政協委員在提案中指出，我國石窟寺人才培養體系有待完善，“考古人才漸現斷檔之勢，全國不到20人”，石窟寺文物保護、數字化技術人才更是嚴重缺乏。

 

　　據筆者所在的團隊統計，敦煌、龍門、云岡、麥積山、龜茲、大足石刻、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各大石窟寺保護或相關研究機構的正式在編人員僅有1500余人；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認定的具有石窟寺保護執業資格的“文物保護責任設計師”僅有252人，“文物保護責任工程師”僅有278人。全國各大高校中，石窟寺考古（含石窟寺藝術）研究方向的導師僅有34名，石窟寺保護科技方向的導師僅有19名，盡管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等機構也在培養石窟寺人才，全國每年能夠培養的專門人才總量仍非常有限。

 

　　為了突破石窟寺在研究、保護、管理方面的人才瓶頸，近年來我國已采取了一系列舉措。目前，近50%的石窟寺國保單位成立了專門的保護管理機構，并創新了管理方式，例如敦煌研究院、大足石刻研究院和新疆文博院克孜爾石窟研究所就整體負責區域內和臨近多處的石窟寺保護管理和研究任務，讓現有的人才力量發揮更大的輻射效應。

 

　　石窟寺數量眾多，基本信息的記錄、保存狀態的觀察和存在問題的分析，都需要石窟寺所在地基層文物保管機構的人員具有相應的專業知識。北京大學著名考古學家宿白早就指出，石窟寺考古報告的編寫主要應依靠石窟寺所在地基層文博單位的力量。尤其是那些石窟寺保存數量較多、規模較小、位置較分散的石窟寺考古報告，很大程度上需要依靠石窟寺所在地的文物保管機構來完成。自1988年以來，國家文物局等與北京大學先后聯合舉辦了兩屆石窟寺考古專修班，四川省文物局與北京大學合作舉辦了一屆佛教考古研究生課程進修班，這些人才培養的探索為推動石窟寺研究和保護事業提供了很好的支撐。

 

　　當下，石窟寺研究與保護事業迎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事業的開展離不開人才隊伍的建設，而人才隊伍的建設，筆者認為應在高等教育與行業人才培養兩個軌道上協同開展，既要支持引導開展石窟寺考古和保護專業人才的學歷學位教育，也要延續基層行業人才培養、進修的有效經驗和良好傳統，支持有能力的高校與科研院所在這兩方面都加大投入，承擔人才培養的責任。

 

　　石窟寺考古人才培養涉及的專業領域較多，既包括中國佛教史、佛教與石窟寺考古、漢文佛籍目錄、石窟藝術史等核心內容，也包括石窟寺中表現的古代建筑、服飾藝術、樂舞藝術、社會生活等專題內容，還要包括石窟寺的數字化記錄、石窟寺保護工程等科技保護的相關內容。綜合性大學在這方面優勢顯著，理應積極承擔相應的責任，調動多學科力量助力人才培養與儲備。

 

　　在敦煌莫高窟，習近平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要“堅持保護優先的理念”“將這一世界文化遺產代代相傳”。在云岡石窟考察時，習近平總書記又叮囑道，“云岡石窟是世界文化遺產”“要始終把保護放在第一位”。無論研究、保護還是利用，都離不開人才隊伍的代代傳承。要積極培養壯大石窟寺考古的人才隊伍，讓考古事業后繼有人、人才輩出，具有傳統優勢的高校、科研機構和遺產地應協同合作，在石窟寺考古的教學、研究和保護中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作者：張劍葳，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副院長）